《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遼北罪行錄》第三編

第三編日本帝國主義對遼北地區的經濟掠奪

從1905年3月日本帝國主義侵占鐵嶺到1945年8月光複，日本侵略者在遼北盤踞40年之久。在這40年裏，日本帝國主義對遼北地區經濟統制與掠奪，大體可分爲兩個階段。

“九•一八”事變前的25年，日本沿襲老牌資本主義各國實施殖民統治的傳統做法，主要是(shì)開發商品市場、投資市場和糧食供應基地。“九•一八”事變以後的15年，日本正處在垂死的資本主義階段，因而更加變本加厲地對我東北地區進行殘酷的殖民地統治，進一步加緊了對遼北經濟的統制與掠奪。

一、壟斷交通、金融，掠奪礦山資源

1、壟斷鐵路運輸。日本統治者認爲，要經營滿洲，使之“依附”日本，就必須經營鐵路，壟斷金融。日俄戰争之後，日本便攫取了在南滿地區的一系列特權，并于1907年首先創建了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滿鐵”是(shì)一個兼有經濟、政治、文化職能，對中國東北進行多方面侵略的特殊機構。“滿鐵”成立之後，就以經營鐵路做爲侵略活動的物質基礎。“九•一八”事變前，“滿鐵”通過貸款、包工、供應材料等形式，進行侵略滲透，在不同程度上攫取了經營實權。當時“滿鐵”還不能獨霸東北的鐵路，因爲在東北還有中國

自資興辦的鐵路和中東鐵路。但(dàn)它所壟斷和控制的鐵路全長達2360多公裏，等于當時中國自營鐵路的2倍。“九•一八”事變後，滿鐵在日本關東軍的支持下，開始全面霸占鐵路及其他水陸交通設施。1933年3月1日在沈陽設鐵路總局，到1935年未“滿鐵”接受了中東鐵路的全部業務，至此，滿鐵完全壟斷了東北的鐵路交通。鐵路總局所管轄的鐵路達6857．3公裏。長大、平齊、四梅鐵路在遼北境内的鐵嶺縣、開原縣、昌圖縣、西豐縣穿過，全長218公裏，大小車站28個。南滿鐵路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掠奪東北物資的運輸工具。爲了掠奪昌圖物資，日本陸軍于1906年修通二道溝（今昌圖站）至老城的輕便鐵路，用平闆車載運客貨。1924年西豐縣的楊華山與開原縣的康季封聯絡發起修築西豐到開原的鐵路。1926年春建成通車。最初起名爲開拓鐵路，1927年後改稱開豐鐵路。當時線(xiàn)路長度爲63.7公裏，起點爲開原石家台，終點到達西豐城，大小車站8個。客車每日往返兩次。“九•一八”事變後，開豐鐵路改稱開豐鐵道株式會社，并由日本人擔任經理，實際上日本人控制了開豐路的大權。從此，開豐路變成了日本殖民主義盤剝遼北人民的工具。鐵路大大加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能力。他們利用“國際運輸公司”和“交通會社”等組織，直接辦理鐵路貨物托收。遼北各地的糧食等物資，通過鐵嶺站、開原站、昌圖等大小火(huǒ)車站源源不斷的運往外地。僅1944年，集存在法庫的“出荷糧”通過鐵嶺站、新台子站、新城子站、新民站共運出851.22萬斤，其中大部分運往日本。1938年到1944年法庫的大豆和豆餅外運2.3億斤。1943年在康平強收蓖麻籽40餘萬斤運往日本。

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乘坐日本人經營的火(huǒ)車或貨運，都要使用日元結算。鐵嶺火(huǒ)車站，日均上下車約萬人次，全年客運量爲317萬人次，貨運量日均裝車30輛，卸車58輛僅用中國貨币兌換日元的不合理比價一項，就盤剝了中國人民的大量财富。

2、壟斷公路和水運。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掠奪遼北的物質資源、統治人民、鎮壓人民反抗，經營并壟斷公路建設。日俄戰争時，鐵嶺地區尚無公路，城鄉之間物資交流全靠農村(cūn)大車走舊(jiù)有道路。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争結束後，張作霖敗回東北，積極擴充軍事實力，逐漸認識到道路與民生、軍事關系重大，因而頒發了《修治道路考成規則》，各縣陸續動工，分期修治，到1924年初步形成了縣、鄉道路網。1930年，由于政府的提倡，由長途汽車公司修成了沈陽——法庫——康平一條自建公路，到1931年“九•一八”一事變前遼北的6個縣的縣級以上公路已有54條，742公裏（築路标準低均系土路）

“九•—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很快占領了全東北，并建立了僞政權，全東北的交通建設與管理，直接控制在日本關東軍的手裏。關東軍責成“滿鐵”制定了“滿洲國道路建設方案”。成立了“國道局”，強迫人民修築公路。從1932年至1936年，以鎮壓中國人民抗日武裝爲重點的第一個道路一建設五年計劃期間．修築國道一萬餘公裏．其中在鐵嶺地區内在鐵嶺至康平、開原至通江口119公裏。1937年至1941年以開發産業爲重點的第二個五年道路建設計劃期間，又(yòu)修國道萬餘公裏，其中鐵嶺至本溪、奉天（沈陽）至法庫、西豐至西安（遼源）、法庫至彰武、遼源（雙遼）至康平、通江口至康平、開原至山城鎮計282公裏。同時修築縣道和警備道80餘條，1935公裏。架設警備電話(huà)，禁止警備道兩側種植高杆作物，不準民用交通工具上警備道。1941年，由于太平洋戰争的爆發，出于對蘇聯防禦的需要，日本關東軍強烈要求恢複了修改建哈大高速公路計劃，到1945年8月15日止，在鐵嶺地區的哈大公路已基本形成130多公裏，列爲國道。

鐵嶺地區的汽車運輸業是(shì)從民國年間張學良将軍主政“東北易幟”後開始的。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遼北地區的鐵嶺、開原、昌圖、西豐有8台汽車進行營運，營運裏程爲295公裏。昌圖創辦“昌圖華東汽車股份公司”，主要經營昌圖（老城）至金家屯旅客運輸任務。鐵嶺創辦了“鐵法長途汽車股份公司”，當時經營載客汽車4台（廠牌飛得樂）運行在鐵嶺至法庫的營運線(xiàn)上。開始以載運旅客爲主，其後兼貨物運輸及小客車出租，到1938年營運路線(xiàn)增加了4條，年運送旅客293人，運輸貨物2217.6噸。

“九•一八”事變後，随着僞政權的建立以适應殖民地統治的需要，發展交通事業的方針是(shì)鐵路與汽車并舉，以鐵路爲主；官辦與民辦并舉，而以官辦爲主。建立僞滿洲國之初，僞政府将主要汽車路線(xiàn)（維持治安和開發産業上的重要路線(xiàn)）與鐵路一并委托日本在東北的壟斷企業“滿鐵”經營。其餘路線(xiàn)，則由民國企業經營，并且限定一條路線(xiàn)隻能由一個單位經營。以達到既适應殖民統治的軍事、政治需要，又(yòu)避免官商和企業之間的雙重投資和競争。被稱之爲“國立民從主義”。這種辦法，由于主要汽車路線(xiàn)被“滿鐵”壟斷，使官辦企業無利或少利可圖，因而産生商人不積極向汽車運輸投資，使官辦運輸事業，有所下降。1938年僞政府重新制定了官辦和商辦汽車運輸業經營範圍和辦法，因而使汽車運輸事業有了較快發展。據《滿洲建國前後汽車交通概說》等有關資料中記載，1939年4月和194O年遼北地區汽車運輸有4個奉天鐵道局自動車營業所支所,2個交通會社營業所,1個交通會社。

4個奉天鐵道局自動車營業所支所：鐵嶺支所、法庫支所、開原支所、新台子支所。共經營客車32台，貨車10台，其中鐵嶺支所、法庫支所由日本人經營；兩個交通會社營業所：奉天交通株式會社鐵嶺營業所，它的前身是(shì)鄭宏毅創辦的鐵路汽車公司。後經日本人紀藤義野插手改名爲鐵法長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1938年經營客車9台、貨車4台。最後發展全是(shì)客車，計34台，主要線(xiàn)路是(shì)東至鐵嶺縣白旗寨，西至法庫、康平，法庫設有出張所。新京滿洲汽車交通株式會社昌圖營業所，它的前身是(shì)昌圖吳振三創辦的通開長途汽車公司，該營業所由日本人片山良策經營，有客車8台，跑老城、金家、寶力等路線(xiàn)；一個交通會社：即奉北交通株式會社，社址首在開原鎮内東澤街四号（後遷到四平花園區昭平橋）。這是(shì)一個由日本人經營的交通會社，1940年該會社擁有客貨汽車71輛，其中載客汽車59輛，載貨汽車12輛，從業人員(yuán)344人，營運路線(xiàn)全程1000多公裏。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掠奪遼北的物資，還利用了水運。遼河是(shì)我國七大水系之一，流經遼北地區的鐵嶺、開原、法庫、昌圖、康平縣（市）。在鐵路未建，旱路路質低劣的條件下，每年5月到9月遼河水運爲興旺季節。馬蓬溝碼頭在鐵嶺城西5裏，是(shì)遼北境内的第一大碼頭，建于1853年，是(shì)東北河運、陸運之腹地．東北的大豆、人參、鹿茸等物資由馬蓬溝上船(chuán)至營口．再轉運關内的天津、上海等地。1910年在昌圖境内的遼河上已有木船(chuán)589隻，槽船(chuán)478隻，碼頭及渡口有通江口、三江口、古榆樹(shù)、牌樓、小塔子、羅家船(chuán)口、包家船(chuán)口。通江口碼頭是(shì)清代時遼甯北部與吉林南部的交通樞紐，是(shì)當時群衆趕集、交易集聚的地點，素有“上船(chuán)廠（吉林地）下通江”之稱，即往北趕集交易去(qù)船(chuán)廠，往南趕集交易去(qù)通江口。法庫三面船(chuán)碼頭，建于光緒年間，是(shì)法庫至康平二縣糧食等物資輸入輸出的集中點，每天有貨船(chuán)5—10隻。遼河支流招蘇太河上也有一些渡口。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控制水運，在碼頭上設置水路警察所、稅局、商會、保衛團和日本人組成的警察官吏出張所。日僞統治時期每年都要從水路運出大量物資。如每年通江口向營口運出的大豆5萬石左右，雜(zá)谷3萬石左右。三面船(chuán)渡口1年要運出大豆、高糧、谷子可達10萬石以上。由于公路的逐漸修築，特别是(shì)1922年南滿鐵路複線(xiàn)修成，交通運輸的方式大有轉變，遼河水運日趨減少。

3、壟斷金融。鴉片戰争後，外國的金融勢力逐漸侵入我國。通過租界取得發行鈔票(piào)的特殊權力，從而進行經濟、金融掠奪。1899年，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在營口設立支行。日俄戰争後，該行在奉天、旅順、遼陽、鐵嶺、開原、安東、長谷、哈爾濱等地都設有支行。從1906年起，正隆銀行、長春實業銀行，日華銀行、振興銀行、滿洲銀行等相(xiàng)繼建立。1909年日本另一個特殊銀行，朝鮮銀行在安東開始設立支行。到1931年，日本在東北的銀行總行加支行共58處，名義資本達到3.1億元。其中，特别是(shì)正金銀行和朝鮮銀行，在我國東北分别發行有貨币。其他普通銀行從事一般的商業金融活動。

從日俄戰争，日本帝國主義侵入遼北，到1931“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在遼北設立的金融機構，除橫濱正金銀行鐵嶺、開原分行外，還有朝鮮銀行鐵嶺、開原出張所,日華銀行,鐵嶺銀行,一鐵嶺公成合資會社,正隆銀行,奉天銀行和大興公司。另外，金融會、金融合作社、金融組合、郵政局等各縣均設有機構。這些日本金融機構，不僅通過信貸業務獲取了大量利潤，而且爲日本經濟提供了方便條件。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爲了操縱東北的經濟命脈，首先奪取了中國東北的主要金融機構，即東北三省官銀号，吉林永衡官銀号，黑龍江省官銀号和邊業銀行等所謂四行号。日本帝國主義把“銀行号”以及舊(jiù)軍閥官僚儲存的金銀大部分搶走，運往日本。爲壟斷金融，控制國民經濟。經過籌劃。于1932年7月1日，合并成立僞滿中央銀行。其使命爲調節通貨流通，保持通貨安全，全面統治金融。鐵嶺、開原、法庫、昌圖、八面城、西豐等地遂設支行。僞滿中央銀行是(shì)僞滿洲國傀儡政權的“國家銀行”，是(shì)完全依附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銀行。日本銀行在僞行内設有參事室，監督該行的活動。實際上僞中央銀行是(shì)日本銀行的特殊分支機構。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進行殖民地掠奪的重要工具。它壟斷貨币發行，集中信貸管理，控制國民經濟，積極爲侵略政策、戰争政策服務。

日僞統治者除設立僞中央銀行壟斷金融市場外。還通過實行金融統制，兼并、改組東北原有的行莊。從1933年11月9日，公布銀行法起,到1934年12月末止，對中國的地方銀行進行了整頓。提出申請的有169家，但(dàn)批準并發給營業執照的隻有88家。他們采取有計劃、有步驟的限制手法，以實現(xiàn)其統制目的，最後東北隻剩下14個地方銀行。地方銀行的業務原放(fàng)款爲主，自僞中央銀行統制以來，失掉了它的正常業務權利，在放(fàng)款上被嚴格限制，強迫集中力量招攬“存款”和“儲蓄”。爲僞滿中央銀行廣斂民間錢财。爲了實行金融統治，連民間的典當也不準中國人經營，1938年到1939年鐵嶺縣的11家當鋪被關閉。到1945年9月3日，鐵嶺縣隻有一家日本人開的當鋪。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八•一五”光複、日本帝國主義對金融實行嚴酷統制，從金融機構，貨币發行到調節貨币流通，均操持于僞滿政府統攬之下，金融狀況始終處于農商交困，财源枯竭狀态。1934年9月《金融合作法》及施行規則公布後，鐵嶺、開原改組金融合作社，昌圖、法庫、西豐等新設金融合作社。金融合作社在農村(cūn)主要從事貸款和存款，後來又(yòu)負責“報國儲蓄”。日僞通過金融合作社在農村(cūn)實行全面統制和高利貸剝削。1936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向中國内地侵略。特别是(shì)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發後，需要大批财力傾注戰争。于是(shì)1942年日僞公布《國民儲蓄會法》推行儲蓄義務制，強迫人民參加“儲蓄會”。爲侵略戰争掠奪資金。1943年到1945年在城市，利用城市鄰組住戶強迫推銷必勝儲蓄，在農村(cūn)實行配給儲蓄。鄰組儲蓄，按每戶收入的0.5％強迫市民購買必勝儲票(piào)。配給儲蓄，在各縣布置出荷糧時，按其糧價的20％強迫儲蓄，不儲就不配給物資。

1944年秋，僞四平省長和實業廳長到開原、昌圖兩縣，召集縣内各機關首腦人物和工商業代表開會，鼓勵他們協助完成儲蓄任務。日僞統治者，還以給日軍獻飛機爲名，爲日本

侵略戰争掠奪資金。1943年秋，僞昌圖縣協和會向全縣人民攤派飛機獻金，給關東軍獻納了一架飛機。1944年秋，僞開原縣協和會以同樣方法爲關東軍捐獻兩架飛機.

4、掠奪礦山資源。掠奪中國的資源，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争的目的之一。日俄戰争後，日本侵略者便在遼北開始掠奪礦山資源。

1908年，日本人森田彥三在沙河子（今昌圖滿井鄉境内）建煤礦，1917年4日，日本人莊波衛與中國人合辦“同興煤礦公司”，1920年又(yòu)有私人資本家開設了“裕昌炭業公司”，在小馬家屯一帶建礦井。這兩個公司經營13年之久，日産煤百噸左右，所産煤炭除在昌圖縣内銷售少部分外，大部分掠往日本。

僞滿洲國成立後，日本壟斷資本家和僞滿政府共同出資先後設立滿洲重工業會社和滿洲礦業會社，東北的煤炭鋼鐵工業及所有礦藏分别由他們一手統制經營。1932年1月河本大作強行接收了西安煤礦，1938年又(yòu)将西安煤礦擴大。以西豐平崗鎮爲中心，包括附近15個礦區，每個礦區面積爲300—500畝。通過僞滿礦山局優先取得了開采權。同年，日本人在西豐安民鎮孫家溝礦區使用小型機械設備進行槽探。到1944年西豐縣中小煤礦7處，全被日本人把持。日産煤500噸。日僞爲了掠奪鐵嶺縣的礦藏資源，對全縣進行了地質勘探，瘋狂地掠奪鐵嶺的金銀和其他礦産資源。1941年日本資本家石本勇、張力搏、高橋等9人在鐵嶺縣西營盤村(cūn)北開掘斜井開礦采煤，最高日産量80噸。還在大寶山建礦采煤。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掠奪遼北的礦産資源，在昌圖、鐵嶺、開原、法庫等開辦企業，生産水泥、水泥紙(zhǐ)袋、白灰、開采瓷土等。1934年，“小野田有限公司水泥株式會社”在昌圖泉頭站南開建。1936年投産，設計能力年産20萬噸，實産爲10萬噸，大部分産品被掠往日本。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yòu)在雙廟子建白灰廠。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開原的下肥地、柴河堡一帶柴河流域開采砂金，在一面城開鋁礦、在養馬大屯蔣家窯等地開采石灰。1938年8月僞滿設立“協和鐵山株式會社”，資本金1000萬元，該會社是(shì)以原上島在開原、西豐附近的鐵礦爲基礎而成立的特殊會社。修建了英城子至中固的窄軌鐵路，開采礦石。

二經濟“統制”政策對遼北民族工商業的摧殘

“滿洲國”建立後，東北淪陷爲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國主義除對中國人民進行殘酷的政治壓迫、文化上的奴役外，在經濟上進行嚴酷的統制，使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huǒ)熱之中。

日本統治者在1933年3月1日公布了《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明确提出實施經濟統制政策，宣布了僞滿洲國經濟原則的根本方針。經濟統制，就是(shì)在殖民地進行壟斷的具體化。

《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出籠之前，日本統治者于1932年爲了對金融實行統制，設立了滿洲中央銀行，壟斷了貨币發行，集中了信貸管理，控制了國民經濟。《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規定了經濟統制方針政策，但(dàn)統制的範圍、方法等還不夠具體明确，于是(shì)在1934年以僞滿政府的名義發表了《對一般産業的聲明》，進一步闡明了僞滿洲國的經濟統制政策。接着相(xiàng)繼頒布了《重要産業統制法》、《棉花統制法》、《鋼鐵統制法》、《主要糧谷統制法》、《皮毛皮革統制法》、《原棉、棉制品統制法》、《小麥及制粉業統制法》、《物價物資統制法》、《貿易統制法》、《産業經濟基本計劃綱要》、《物價停止令》（即所謂的七•二五物價停止令）等等。總之，所有物資均有其單行統制法令。在經濟領域裏的統制，包羅萬象，統制法令細如牛毛。通過這些統制法，不僅對大部分工農業産品施行了統一收購和統一配給，而且對大部分商品實行公定價格，對行業分工成立組合，負責進貨分配，限價出售。這樣，日本侵略者壟斷了所有的貨源，嚴重打擊了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到1945年日本投降爲止，遼北地區一直作爲戰争資源的供應地而被掠奪，一直作爲殖民地經濟而爲日本經濟服務，一直在所謂“統制經濟”政策下牢牢地爲日本帝國主義所控制。

遼北地域面積廣闊，有肥沃的平原，茂盛的草原，起伏的山巒，豐富的資源。境内有長大、平齊、四梅、開豐四條鐵路營運線(xiàn)。大小河流87條，其中我國七大水系之一的遼河流經鐵嶺、開原。法庫、昌圖、康平等縣（市）。遼北地區開發較早，金代時經濟就比較發達和進步。18世紀末的清代，這裏的蒙古科爾沁王爺就開始招募從河北來的“流民”。1806年，昌圖一帶開墾成功，人口達數萬。1853年鐵嶺開辟馬蓬溝河運，打開了遼北與關内的通道。鐵嶺成爲奉天（沈陽）以北商品集散中心。1858年，鐵嶺被辟爲商埠，法庫、通江口等水運碼頭也先後形成商埠，商業日漸興盛。馬蓬溝南通營口，北達通江口，來往船(chuán)隻不斷。最多時一年有萬餘艘帆船(chuán)。南來的食鹽、瓷器、綢緞、布匹在這裏集散，遼北的大豆、糧谷從這裏運往南方，興盛時期碼頭回輸出糧近250萬斤。由于河運碼頭的開發，促進了遼北商業的繁榮。關内商人紛紛來鐵嶺經商開店。先後在銀州城内外，辦起了“山東會館”、“山西會館”、“八大船(chuán)店”、糧店、油坊、雜(zá)貨鋪、布店。特别是(shì)東清鐵路通車後，商人更加活躍。到1904年鐵嶺商業繁盛冠于全省，各行商号彙集于鐵嶺城。

由于河運的開發，鐵路的通車，使得遼北的民族工商業得到較快的發展，規模逐漸擴大，商品品種逐漸增多。到“九•一八”事變前，鐵嶺縣城内開設的各種店鋪986個，僅百貨就有座商54戶。商品種類逐年增多，1908年鐵嶺縣銷售的商品，省内有24個品種，省外132個品種；1911年銷售的産品省内品種增加到79個，省外增加到260個品種。遼北的糕點制造業、飲食制造業、皮革制業、糧油加工等都有一定發展。鐵嶺的“興源德”、“玉蘭齋”、“‘三盛永”、“稻香村(cūn)”、“福記”等10多家私人糕點作坊，從業人員(yuán)逾百人，采用傳統工藝，産品質量較好。開原、西豐、法庫的白酒曾享譽海内外。法庫的“福祥海”燒鍋（今桃山酒廠）産品爲王宮慶典佳品。開原的“增益湧”（今開原酒廠）生産的玫瑰白酒，于1913年獲巴拿馬國際賽會金質獎章。随着遼北農牧業的發展，手工匠(jiàng)人利用本地資源，先後在鐵嶺、開原、法庫和康平等城鄉集鎮興辦起皮鋪、鞋鋪、成衣鋪、靰鞡鋪、帽鋪等手工業作坊。據1906年鐵嶺縣商會統計，當時鐵嶺縣産白皮500張，産紅皮1015張；昌圖縣産牛皮靰鞡3萬雙、靴鞋5萬雙；1908年祛庫縣城内有皮鋪36家，狐皮、狼皮、狗皮、羊皮亦有生産。遼北是(shì)農業地區，糧油貿易及加工發展較早，普及面寬。1894年鐵嶺城内有大小糧棧達70多家，糧商将全縣的大豆和原料銷往錦州。市場交易的規模不斷擴大，1917年鐵嶺的糧食市場，每天買賣糧食約500－600輛大車，最多達800—900輛大車。從事米面加工的“碾磨坊”普及全區。1933年鐵嶺城内共有8處制米廠，年加工能力17萬公斤。1930年昌圖有大小糧棧、油米加工100多處，糧米商行130家，年經銷糧谷及制成品7萬石（1750萬斤）。19O8年至1929年遼北6個縣有油房99家，從事豆油、麻油、香油的生産。法庫縣1908年産豆油百餘萬斤，香油5萬餘斤。

總之，“九•一八”事變前，遼北地區的民族工商業雖然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特别是(shì)日本對東北的經濟擴張，受到了很大的壓抑和排斥，但(dàn)因遼北的民族工商業多系中小工商業，和人民生活息息相(xiàng)關，民族工商業還是(shì)有一定的發展。

“九•一八”事變後，由于社會秩序的動蕩，人民流離(lí)失所而受到沖擊，由于日本侵略者在遼北開工廠、辦商業，傾情日貨，特别是(shì)日僞實行經濟統制政策以後，遼北的民族工商業紛紛破産。1930年昌圖全縣有民族工商業25個行業，315戶，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到1933年全縣有1161家倒閉。西豐縣在1927年缫絲業91戶，到1937年僅剩52戶。1938年法庫全縣城鄉共有商業657戶，其中城内361戶收益隻能維護鋪面。“七•二五”限價令、統制組合出籠後，當時鐵嶺的許多糧棧，如四合棧、聚興棧、志成米棧、公濟棧等都廢了業。油坊業由11家減到6家。棉布、百貨、下雜(zá)各種批發商，亦均被迫關停。有的商店基礎比較雄厚的，尚可苟延殘喘；基礎差一點的商家便會支持不住而破産。鐵嶺縣的義和堂，數十年，在鐵嶺經營有方，先後在哈大線(xiàn)各市縣發展了15處分号，除批發、零售各種中西藥品與醫療器械外，還開設了糧棧、百貨店。全盛時期僅鐵嶺義和堂店就有120餘人，有一年分紅現(xiàn)大洋25萬元。但(dàn)在“七•二五”限價令頒布後，不到5個月，由義和堂财東開設的鐵嶺和順通糧棧、開原義和堂藥店首先倒閉。随之，義和堂最早最大的營口義和謙，這個以批發爲主，零售爲輔，曾爲義和堂發展壯大，積累資金立下汗馬功勞的藥材商棧，也相(xiàng)繼關門。1942年夏，公主嶺義和謙，撫順義和謙都先後歇業。緊接着長春的兩号合并，呼蘭的義和謙也縮小了經營範圍。1943年，鐵嶺的義和醫院也被迫解散。鐵嶺的絲房、百貨業更慘。往回家家戶戶，門庭若市，顧客盈門，店員(yuán)、老闆總是(shì)精神抖擻，笑容可掬地接待顧客。他們的貨架子上總是(shì)耀眼生光，五顔六色地引人注目，擺滿了绫羅綢緞，美麗的花布，新奇的時裝、高貴的衣料，各式各樣花色新奇的鞋襪以及日用百貨。這時。變成無限惋惜而冷清的局面了。大堆大堆的棉布、成捆成捆的洋紗，早已沒了影兒，剩下點殘餘，支配權也不屬于商店，而是(shì)要由棉布組合或小賣聯盟來主宰。

相(xiàng)反，日本人辦的各種會社、公司、工廠、洋行等在遼北各地湧現(xiàn)，他們壟斷了遼北的經濟。當時壟斷鐵嶺商業的是(shì)日本經營的“國際公司”，以及這樣那樣的“洋行”，如“日本棉花”、“東洋棉花”、“松崗洋行”、“燕尾洋行”等，他們壟斷了鐵嶺的批發商品市場。中國商人進貨，得向洋行訂購，得受各種各樣刁難，好不容易接到訂貨領取通知(zhī)書(shū)，要先到國際公司交付“倉庫料”（即保管費(fèi)），然後才可到倉庫取貨。在這些交易中，日本公司、洋行毫不費(fèi)力地獲得大量的利潤。下山恭次郎開設的日滿商事株式會社（中國名叫大昌煤局），包銷撫順、本溪、遼源、阜新全部煤炭，由他一家總經銷。在鐵路旁建了一座很大的貯煤場，火(huǒ)車卸煤直接到位。然後配給市内各小煤局。幾年工夫就發了大财。另外還有日本财閥開設的三盛窯廠、橋本糧棧、制麸株式會社、森永株式會社（糖果糕點）、日本制刷株式會社、九辰醬油廠等，逐漸形成行業壟斷。日本人在鐵嶺的服務業就有200多家。遼北地區民族工商業，多數爲小本經營，遠非是(shì)日本壟斷資本的對手。

“七•二五”物價停止令，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爲了發動侵略戰争的需要，保證軍需供應而采取的一種高壓手段，是(shì)殖民主義者榨取、掠奪人民的物資财富，而實行的一項特種措施。

與頒布物價停止令的同時，日僞當局在公安部門組成了經濟警察，建立了一系列的武裝體系，來監督這個法令的實施。在行政上先後成立了許多組合。參加組合的成員(yuán)才有獲得原材料或商品配給的權利。如鐵工業想獲得鋼鐵、煤炭等原材料，就必須是(shì)鐵工業統制組合的成員(yuán)；你是(shì)販賣食鹽、火(huǒ)柴、面粉的，不加入食品統制組合，就得不到配給。各種統制組合五花八門，因此，有的企業特别是(shì)商業，需要加入幾個乃至直十幾個統制組合，才能維持正常營業。統制組合權力很大，一般由日本人擔任組合會長。他有收購、管理、分配等一切大權。工業活動要有充分原材料，商業要有源源不斷的貨源補充，這是(shì)工商業活動的首要條件。“七•二五”限令一下，自由采購的來源卡斷。“七•二五”以前各家有庫存的，工業可以維持生産，商業可以供應市場。一旦原材料使用完了，老貨底子賣光了，要到各組合進貨，組合配給的貨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遠非昔比。鐵嶺義和堂藥店是(shì)個曆史悠久、遠近馳名、在群衆中頗有信譽的中藥房。過去(qù)從國内各地采購藥材數百種。當歸、川穹、雲芩等幾項藥材每年進貨要數千斤，但(dàn)從藥業組合進貨，每月隻能配給三五斤，其他比較貴重的藥材，有的每月隻能配給見(jiàn)錢，有的根本不配給。所以義和堂藥店隻好賣一樣少一樣，坐吃山空。

僞滿最厲害的是(shì)“經濟犯”。農民用手工榨油、開豆腐房視爲非法，吃大米叫“經濟犯”，賣棉花是(shì)“經濟犯”，婦女紡線(xiàn)、織布也被視爲“經濟犯”。因爲什麽都統制，所以任何一種買賣交易，都可以給你安上一個違反什麽法的罪名，無中生有的打你個“經濟犯”。當時，日僞警察可以随時進店堂、倉庫等任何地方，翻箱倒櫃，武力搜查。鐵嶺縣的杜記膏藥店，熬制膏藥有幾十年曆史了。在熬制膏藥時，要用香油來拌合獨角蓮等幾十種中藥。1942年9月的一天晚上，日僞經濟警察突然破門而入，指着熬膏藥的香油硬說是(shì)“經濟犯”，把店主杜紹維先打後抓，店房查封。後經求人疏通，連送禮再罰款，花了1000多元，人還在法院蹲了50多天，店房被封數月。杜紹維被放(fàng)出來時，已是(shì)瘦骨嶙嶙、氣息奄奄。

三移民侵略和土地掠奪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進行移民侵略，是(shì)日本向中國擴張的一項重要措施。這一侵略活動開始于1906年終止于1945年，時間長達40年之久。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長達40年的移民侵略活動，可以分爲3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shì)移民試點時期（1906年一1931年）：這個時期是(shì)從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建立開始，到“九•一八”事變，前後26年。第二時期是(shì)武裝移民時期（1932一1936年）：這個時期從頒布《滿蒙移民事業計劃書(shū)》并首次武裝移民移入佳木斯永豐鎮開始，到廣田内閣頒布“國策移民”計劃爲止。日本當局也把武裝移民稱作“試驗移民”、“國防移民”或“屯田兵”等。第三個時期是(shì)所謂國策移民時期（193－1945年）：這個時期,日本公布了20年内向中國東北移民百萬戶移民計劃，就是(shì)以20年内移民100萬戶爲目标。從1937年起，每5年爲一期，每期增加10萬戶，20年的最後一期爲40萬戶。

日本帝國主義爲推進向中國東北的移民侵略，1935年4月．在僞民政部地方司設立拓政科，7月改爲拓政司，轉由僞産業部管轄，這是(shì)僞滿管理移民的行政機構。日本方面同年10月拓務省組成“海外拓務委員(yuán)會”，并在東京成立“滿洲移民協會”。1936年1月成立了“滿洲拓植股份公司”，作爲移民侵略的具體實施機關。1937年至1941年，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争擴大武裝占領時期，因此，在推行其移民侵略計劃方面，十分猖狂。在組織上，1937年8月，關東軍“滿洲拓植股份公司”，擴大爲“滿洲拓植公社”，作爲移民活動的政府代行機關，同時成立“滿洲拓植委員(yuán)會”，以關東軍參謀長爲委員(yuán)長，事務局長爲日本拓務事務官。此後，具體移民事務均在“滿洲拓植委員(yuán)會”領導下，由“滿洲拓植公社”組織進行。1938年1月又(yòu)将僞拓政司擴大爲開拓總局，各省、縣相(xiàng)應地設立開拓廳與科。1939年12月22日，日僞當局還制定了所謂“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這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争之後加緊推行移民侵略政策的行動綱領。“七•七”事變後，大量日本青壯年應征入伍。移民來源不足，日本帝國主義在國内曾推行“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隊”的移民形式。這種義勇隊開拓民不單是(shì)一般移民而是(shì)作爲軍事上的後備力量，他們既是(shì)日本侵略軍的現(xiàn)地兵源，又(yòu)是(shì)戰時守備鐵路、軍用設施和鎮壓中國人民反抗鬥争的别動隊。

日本帝國主義這一侵略計劃，因于1945年8月失敗投降而辍止，實際上隻實行兩期。到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爲止，移入中國東北的日本移民究竟有多少，至今沒有确切的統計，據一些材料推斷爲10萬戶30萬人左右。這些移民大體上分布在3個地帶：“開拓第一線(xiàn)地帶”，從僞間島省起，經僞牡丹江省、東安省、三江省、黑河省，興安北省至興安南省一線(xiàn)，即與蘇聯接壤地區。“開拓第二線(xiàn)地帶”，是(shì)僞通化省、吉林省、濱江省、北安省、龍江省、興安東省、興安南省等地區；“開拓第三線(xiàn)地帶”，是(shì)鐵路沿線(xiàn)重要城鎮周圍和重要河川沿岸。

富饒的遼北地區是(shì)發展現(xiàn)代化工業生産的寶地，是(shì)沈陽的北大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屬于日本帝國主義移民侵略的“開拓第三線(xiàn)地帶”。

日俄戰争後，遼北的鐵嶺、開原、法庫、通江口等城鎮先後開放(fàng)，準許日本人通商居住和進行貿易。1905年3月16日，日本侵略者侵占鐵嶺縣城，先設立臨時軍政署，後正式成立“鐵嶺軍政署”，開始對遼北地區進行殖民統治。日本侵略者占領鐵嶺後，沙俄所侵占的鐵路附屬地及一切建築均被日本接管。在劫收沙俄屬地設施等一切特權基礎上，強行擴大“滿鐵附屬地”。以鐵路用地爲名，以抵價強買鐵嶺站西郊的土地。馬蓬溝村(cūn)附近的土地被蠶食，随意拆掉房屋，挖掘墳墓，害得人民無家可歸。到1929年“附屬地”以火(huǒ)車站爲中心，包括今工人街、光榮街及鐵嶺公園以南郊區，鐵西大片土地共2076萬平方米。在“附屬地”内驅逐中國居民，并将屬地内的街，用日本語命名。附屬地最興旺時期，是(shì)1905年日俄戰争日本勝利後的幾年。當時，鐵嶺居住的日本人已經超過1萬人，日本工商業紛紛在鐵嶺建立分号。

1905年3月，開原爲日軍秋山支隊所占據。1906年設立“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07年4月，“滿鐵”接收了這裏的土地、建築物，并開始了“附屬地”建設。日本侵略者爲了鞏固其統治和加緊對遼北的掠奪，于1909年制訂了市街建設計劃。随着市街的發展，“附屬地”面積也逐漸擴大。1909年占地面積爲60.9萬平方米，1925年增加爲66.3萬平方米。1905年12月開始就有幾戶日本商人，到1917年末日本人增至1746戶，11014人。随着商業的發展，到1928年末，日本人達2336戶，19227人。

日本侵略者除向鐵嶺、開原等通商城鎮移民侵略外，于1932年開始向鐵路沿線(xiàn)、遼河沿邊的鐵嶺、開原、昌圖、康平、法庫等農村(cūn)進行移民侵略。1932年鐵嶺成立拓植公司辦事處。據僞滿年鑒記載，1932年到1933年，日本侵略者分3批向鐵嶺亂石山一帶移民665戶，3549人，侵占土地10500畝。鐵嶺拓植公司辦事處，從1932年到1939年在鐵嶺共建3個開拓團，共移民1825戶，侵占全地8萬畝。其中，1932年成立的朝東鄉開拓團，先後在沙堆子、華家窩棚、馬蓬溝開辦3個農場，移朝鮮農民1225戶；1939年又(yòu)在西小河、達于營成立“紀州村(cūn)”開拓團，移入日本農民200戶。在大青鄉蔡家壩成立“松園村(cūn)”開拓團移如日本農民400戶。此外，日本人還在八裏莊、馬蓬溝一帶修建兵營，在下甸子、殷家屯修建大型軍用倉庫，掠奪了大量土地。

僞康平縣公署成立不久，就對全縣土地行測量，繪圖登記，以便全盤控制。接着成立開拓科，兩個科長均爲日本人擔任。按掌握的土地情況，他們選定适于種水田的低窪地爲主,強行“收買”當時的三台子村(cūn)全部，海晏村(cūn)、新發村(cūn)、大成村(cūn)、太平村(cūn)、博仁村(cūn)、四維村(cūn)、中和村(cūn)、觀稼村(cūn)、開明村(cūn)、立德村(cūn)、二酉村(cūn)、方正村(cūn)、陶然村(cūn)等13個村(cūn)的一部分土地，共54.6萬畝。在策劃收買土地的同時，由僞縣公署與土地開發株式會社相(xiàng)互配合，要來大批勞工，興修水利工程。當水利工程初具規模時，先移入朝鮮農民千戶以上爲其種水田。從1939年3月到1943年5月，分4批移入日本農民200餘戶，成立“岩木開拓團”、“長野開拓團”、“小禇開拓團”、“松木開拓團”。1943年又(yòu)移來由日本未婚女青年組成的“花稼開拓團”和日本未婚男青年組成的“集合開拓團”。後來由于日本擴大侵略戰争的需要，大批青年應征入伍，這兩個開拓團既解散。

1937年，日本人到昌圖寶力地區進行勘查，把昭蘇太河與二道河子之間的大約15萬畝的土地劃爲移民區，強行低價收買，做爲開拓團用地。然後從朝鮮移來一批朝鮮農民，爲他們開發水田修防水堤，建攔河闡。還調來勤勞奉仕隊和國高學生爲他們修路。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工作，水田及其配套的基礎設施基本建成後，便從日本國内移來大批日本農民，成立“最口”、“山口”、“佐伯”3個開拓團。最口開拓團團部設在劉美，管轄下河口、龍風溝、薛家、張家、程家、德隆慶、尹家、清溝沿、新立屯、戴家、西南窩堡、四合屯等；山口開拓團團部設在孟可，管轄歪脖樹(shù)、袁家、王寶山屯、董家、前後櫻桃、前後四馬架、王家、腰窩堡、前後房家、楊家、平房張家、前後艾田、西艾母等；佐伯開拓團團部設在四棵樹(shù)，管轄長嶺子、敖海、四馬架、三盒莊、前後六馬架、郭牛圈、太平山、大榆樹(shù)、宋家、兩家子、林家、國家、趙家等。每個開拓團約有100多戶日本農民，3個開拓團共1500多口人。每個農戶分種30畝水田和120畝旱畝。每戶1匹洋馬，1台馬車，1個馬拉的洋犁。由于日本人勞力不足，所以旱田雇中國農民耕種（每戶雇2－3人），雇工大多數是(shì)當地破産農民，還有一部分是(shì)外地農民。秋後打的糧食，扣除1年的消費(fèi)，對半分。

1940年，日本廣淩開拓團300戶，1000多口人，侵入昌圖縣境的周家網，小大窪、三家子和大灣屯等地，侵占土地1萬餘畝。

随着日本侵華戰争的擴大，日本帝國主義越來越感到兵力不足。于是(shì)，1942年從日本國内召來一批約百人左右的16歲一19歲青少年，組成“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隊”到昌圖，住在紅頂山兵營。這些人不參加生産勞動，隻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作爲軍事上的後備力量，一旦戰争吃緊，這些人既可以補充兵源，又(yòu)可作爲守備鐵路、軍事設施和鎮壓中國人民的别動隊。

1942年，日本帝國主義在開原縣三家子鄉的茨林子村(cūn)西、六社村(cūn)北、南營城子一帶，以最低的價格，強行征收當地農民好地4500餘畝，成立四平省開原縣開拓團，全團100人，其中有2名日本人，1名是(shì)中隊長杉田，另1名是(shì)秘書(shū)，其餘多是(shì)朝鮮移來的農民，爲其種地。

日本帝國主義對遼北的移民侵略，使遼北人民飽償了日本帝國主義移民侵略的苦難。

首先，廣大農民土地被剝奪。日本帝國主義掠奪土地的方式：一是(shì)對所謂國有地、公有地和地主不明的土地直接侵占；二是(shì)實行并村(cūn)，從而獲得土地；三是(shì)借“地籍整理”之名侵占土地；四是(shì)以極低的價格強行“收買”土地，名爲“收買”實際上等于強占。日本帝國主義在遼北推行“開拓政策”是(shì)通過僞縣政府，将土地任意圖劃，低價“收買”，強行霸占。如鐵嶺縣新台子村(cūn)孤家子農民吳敬烈等經營的價值6萬多元的845.5畝水田，36畝旱田和排灌設備，日僞竟以1.09萬元的低價強行收買；湯牛堡村(cūn)吳趙氏的15畝土地被白白占去(qù)。孟憲濤家爲了生活，不願賣掉土地，開拓團不經孟家同意硬性耕種。人民如有反抗，便以“思想不良”、“反滿抗日”治罪。1935年春,開拓團修圍堤占用民田，鐵嶺縣夏家窩棚的夏守禮、楊玉峰聯合四五十人反抗開拓團強占民田，迫使停工數日。副縣長小島龍象得知(zhī)此事後率領警察30多人乘車到現(xiàn)場，把在工地上排隊反抗的群衆捆起來扔到車上強行開工，夏守禮，楊玉峰被押到鐵嶺扣留十幾天，直到工程完工才放(fàng)回來。

開拓團強行占地，由點到面，步步蠶吞。有的爲了生活不願賣地，但(dàn)自己的土地已被開拓團的土地包圍了，别說犁杖進不去(qù)，就是(shì)行人也很困難，幹脆撂荒。開拓團把幾個村(cūn)的土地連成一片，過去(qù)村(cūn)與村(cūn)的道路都耕了起來。牧場、荒甸、溝邊、路旁都歸開拓團所有。這樣一來，處在開拓地邊緣的住戶，則時時受淩辱，不僅行人走路困難，而且放(fàng)牧牲畜也十分困難。日本人如果發現(xiàn)有照原路走的人不是(shì)挨打就是(shì)罰款，如果牲畜進入開拓團的地裏，不是(shì)被打死，就是(shì)被沒收。群衆編成順口溜：“小心豬牛别進地，殺了豬牛還算好，就怕把人送牢獄”。有的農民家的老墳茔地，也被開拓團土地圍上了，墳茔地裏的樹(shù)木被開拓團砍伐農民毫無辦法，隻好忍氣吞聲。據僞滿洲國國務院弘報處《旬報》第166期記載，截至1944年末統計，開拓移民占地達155萬公頃，約占當時全部耕地面積的十分之一。也就是(shì)說，東北人民的每10公頃耕地中就有1公頃被日本侵略者所侵占。據對遼北地區鐵嶺、開原、昌圖、康平等縣的不完全統計就有79萬餘畝土地被日本掠奪。廣大農民失去(qù)了土地，沒有生活出路，被迫外逃謀生。有許多人在外逃謀生中被凍死、餓死、病死，飽嘗背井離(lí)鄉之苦。僅鐵嶺縣就有1萬多戶被迫外逃黑龍江等地謀生，其中華家窩堡農民被逼全村(cūn)遷出。昌圖寶力、兩家子農場地區1100多戶農民被攆走。另外，有些被剝奪土地的農民不願離(lí)開故土，但(dàn)無地可種，隻好到開拓團做長工。到開拓團做工，不但(dàn)活重，吃不飽，工資低，而且還要挨打受氣。1940年“廣淩開拓團”侵占昌圖西境的周家網、小大窪、三家子和大灣屯等村(cūn)，強行趕走當地居民上百戶，造成許多人家流離(lí)失所。

其次，人民還要負擔繁重的勞役。爲了給開拓團建房舍，1939年9月20日，僞鐵嶺縣副縣長小島龍象向全縣發出征集建築材料的訓令。全縣共征集木料4495根，紅磚50萬塊。催陣堡等9個村(cūn)按土地攤派，居民沒有木料的共用僞币2187元購買木料l495根，其餘3000根，都是(shì)村(cūn)民伐了自己的樹(shù)木上繳的。各村(cūn)農民在大忙季節也得放(fàng)下農活，爲其打丕、運料。小島龍象爲了從移民村(cūn)到新台子站修築道路和農業倉庫，于1939年10月命令新台子村(cūn)出民夫2783人，湯牛堡提供馬車75輛，石佛寺出195輛。1942年日本帝國主義在開原縣三家子成立開拓團時，縣公署命令八寶屯、慶雲堡、三家子一帶的農民，每人上交24塊土坯，出勞工給開拓團蓋房。縣公署的機關工作人員(yuán)，每人在春秋兩季到開拓團幹半個月的勤勞奉仕。

第三，通過移民，加強了對遼北經濟的掠奪。日本帝國主義在遼北修鐵路，開礦山，先後建立了各種公司、會社和以農産品爲原料的工廠，把大量的農産品原料運往日本國内，攫取中國的财富。糧食是(shì)日本缺乏的物資，開原産的“白眉”大豆，蛋白質含量高，在日本帝國主義眼裏享有盛名，年産量6.5萬噸，有70－80％被日本帝國主義掠奪去(qù)。太平洋戰争爆發後，日本帝國主義掠奪糧食更加瘋狂，1940年至1944年開原、鐵嶺等地農民種地打的糧食一半以上，被日本帝國主義掠奪去(qù)。再去(qù)掉交納地稅和各種苛捐雜(zá)稅已所剩無幾，農民隻好過着糠菜半年糧的生活。

第四，日本帝國主義的移民侵略政策不僅給東北人民帶來了災難，同時給朝鮮、日本人民也造成了極大的痛苦。從朝鮮遷來的農民是(shì)日本逼來的。日本人首先召集朝鮮農民開會，宣布：“給你們搬走”。既不告訴往哪兒搬，也不告訴幹什麽。隻告訴限期5天，貴重東西可以帶去(qù)。第5天汽車到村(cūn)，日本人非打即罵，用槍邁着上汽車，能帶的東西扔在車上，不能帶的東西扔掉，大人哭孩子叫。把人帶到火(huǒ)車站，逼着上火(huǒ)車。到鐵嶺後開會，告訴他們在此地安家落戶。金英島有5個兒子，逼着搬家時，兩個兒子在外，未能上車，扔在朝鮮。他日夜思念在朝鮮的兒子，第二年逃回朝鮮。朝鮮移民到遼北後，一無所有，租種滿拓土地，爲日本人種水田，秋後收成的糧食按四六分，朝鮮移民得六成。還要擔負水電費(fèi)、肥料、種子的費(fèi)用。朝鮮移民的口糧由滿拓貸給，從春到秋，加上利息，全從六成中扣除．征收出荷糧，朝鮮移民按六成交納。這種七折八扣把朝鮮移民1年血汗換來的稻子刮得一幹二淨。朝鮮移民初期種稻田收成還好，以後地力減弱，連年減産，大多數人家生活貧因，爲了維持生活，就得在冬季打草繩、草袋子。有的爲了躲避出荷糧，在野地裏挖坑把稻子理起來。朝鮮移民鄭海東因生活所迫，把兩草袋子大米藏在菜窯裏，被發現(xiàn)後，把鄭吊在大梁上胳膊打壞，險些喪命。

日本移民中的絕大部分是(shì)普通勞動者。他們在日本政府的欺騙宣傳下，離(lí)開自己的土地被強制送往東北，尤其是(shì)十四五歲的青少年，他們絕大部分是(shì)高小畢業或者是(shì)失學的青少年，被送往東北後，由于不适應氣候的變化，以及難以忍受的嚴厲的法西斯訓練，許多隊員(yuán)自殺或逃跑。在我抗日軍民的打擊下，他們情緒消極、低落。戰争後期由于大量征兵，移民團中隻剩下一些婦女和老弱病殘，而帝國主義卻要他們多生産糧食和飼料，以支撐其擴大侵略戰争的需要。在這樣情況下，移民的勞動和生活更加困難，特别是(shì)大量移民死于侵略戰争的火(huǒ)海中。在東北近30萬日本移民中除了死亡和被蘇軍俘虜及下落不明者外，生還者隻有11萬人。所以日本移民除了作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工具，給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的災難外，他們也是(shì)日本侵略戰争的受害者。

四糧谷出荷與糧谷配給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掠奪中國的糧食和農産品資源，實行了兩項殘酷政策，即“糧谷出荷”和“糧食配給”。它是(shì)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民制造的最深重的災難之一。

僞滿初期，日本攫取農産品主要是(shì)通過一般的商業貿易手段和渠道進行。“七•七”事變後，對農産品的購銷實行壟斷，即“統制”。1937年開始對稻米、小麥、大豆、棉花等開

始實行“統制”。1938年以後，以稻米爲首的糧食購銷、加工等均由僞滿政府控制，統由滿洲糧谷公司管理。1939年成立了“滿洲特産專管公司”以壟斷大豆、蘇子、大麻子、小麻子等油料作物，進行廉價搜刮。

随着侵略戰争的持久和擴大，爲滿足龐大的戰争需要，日本帝國主義加強了對東北地區糧食的掠奪，欲圖将東北變爲“大東亞糧谷兵站基地”，将糧食的購銷由“統制”改爲強制

購銷，推行“糧谷出荷”政策，強迫農民售糧。最初還輔之以一些欺騙手段，即實行“獎金制度”和“先錢制度”。“獎金制度”實行于1940年，實際上不過是(shì)将已經壓得很低的價格略加提高而已；“先錢制度”實行于1941年，通過預付很少的價款（每百公斤1元），與農民簽訂“出荷”契約，規定最高的“出荷”量，秋季不管收成如何，強迫如數交糧。

太平洋戰争爆發後，爲了貫徹《戰時緊急經濟方策要綱》，實行所謂“決戰搜荷方策”。即一方面繼續實行“先錢制度”（但(dàn)從1943年起，改爲特配棉布棉紗）；一方面加強強制攤派和督促。在以武力強制出荷的壓力下，又(yòu)巧立“報恩出荷”和“道義出荷”的鬼名堂，“出荷”任務不斷增加。從此，直到日本戰敗投降爲止，每年入秋之後，遼北大地便刮起“出荷”風，使廣大群衆飽受苦難。

“出荷”糧的數字，由僞滿興農部，按各省耕地面積多少，土質情況分配給各省，各省分配到縣，縣分配到村(cūn)，村(cūn)再分配到興農會，由興農會落實到戶。各級僞組織爲了完成糧食

出荷任務，一般都按上級分配數字層層加碼，因此，糧食出荷的數字就超過了僞國務院制定的出荷量。據資料記載，1940年鐵嶺縣的糧食總産量爲3.7906億斤，出荷糧指标2.0916億斤，占總産量的55％。開原縣産的“白眉大豆”蛋白質含量高，在日本侵略者眼裏享有盛名，年産量1300萬斤，有7O－80％被日本帝國主義掠奪去(qù)。1940年到1944年，開原縣每年産糧都在4億斤以上，每年的出行量都在2.6億斤至2.8億斤。1942年，昌圖縣的出荷糧爲2億斤,但(dàn)1943年昌圖縣出荷糧從2億年增加到2.2億斤和2.4億斤．1943年康平縣強征出減糧4000萬斤，蓖麻籽4000萬斤。1941年以後，日定對農副産物曲高糧稭、谷草、稻草的掠奪也不放(fàng)松。限定每頃高糧地須出高糧稭500公斤，谷草全部繳出。稻草交易實行、“統制”。每戶還須交出一定數量的雞蛋和豬肉，豬肉不準在市場上出售。總之，遼北地區農民種地打的糧食，被日本帝國主義掠奪去(qù)一半還多，再去(qù)掉交納地租和各種苛捐雜(zá)稅，已所剩無幾。

爲了保證“出荷”任務的完成，實行所謂“總力集結體制”，組成督勵班。各縣設有龐大的所謂“搜荷督勵本部”，由僞縣長、副縣長任本部長及副部長，由日軍部隊長任顧問，由縣協和會、事務局長、縣各科長、合作社理事長、法院審判官、檢查廳的檢察官、稅捐局長、專賣局長、商工會長、農産公社社員(yuán)、糧棧公會長等人參與，在本部長直屬下還分别設立搜荷工作班、取締班、情報班、配給班、宣傳宣撫班、青年特别工作班、少年特别工作班等等。在省和僞滿中央也都成立龐大的“出荷督勵班”分赴各地進行“督勵”。各僞村(cūn)公所、警察分駐所在收糧時都以“出荷”糧谷爲重點，協助催逼農民交“出荷”糧食。總之，爲了刮盡農民手中糧，日僞反動勢力頃巢出動，全力以赴。

糧谷出荷制度，對農民來說一是(shì)種沉重的負擔，它給農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曆年從春播到秋收期間，日僞的“興農合作社”、“糧谷收買代理人”和“協和會”等組織即派出職員(yuán)協同縣村(cūn)屯一些僞職員(yuán)一起下鄉督促農戶按農作物種類規定“增産”數量，強迫訂出“出荷契約”。秋收以後，糧谷出荷督勵班紛紛出動，按契約催索。不管收成如何，必須按契約完成“出荷”數量。在農民無力繳納的情況下，督勵班人員(yuán)進村(cūn)屯後翻箱倒櫃、橫眉立眼，拿着糧食“探子”到處捅。大搞“掃囤出荷”、“掃穴犁庭出荷’（即将農戶倉囤中糧食盡數拉走。在庭院中挖地三尺，尋找地窖）如發現(xiàn)埋藏糧，即以違抗出荷糧論罪，輕則拳打腳踢，重則送官關押。各種嚴刑并舉。昌圖縣的出荷量占全省的五分之一，災難最重，千萬個農戶破産，多數人家糠菜半年糧。有的被酷刑緻殘緻死，有的被逼自殺身亡，妻離(lí)子散。沿街乞讨者，村(cūn)屯都有。1943年冬，昌圖縣亮中橋索家窩堡王福興、大房身王占奎和王家油房的王畫匠(jiàng)3家大農戶的糧倉全被封，強令全部交出荷。王畫匠(jiàng)8個糧倉的400多擔糧，一粒未留，這個50多口人的大家，造成分居離(lí)散，各自求生。大和村(cūn)的張樹(shù)老師家已完成出荷任務。因交不出追加的“道義出荷糧”而遭毒打。張老師被打得昏倒在地，鼻口出血，張家兩位老人下跪求饒也不行。張老師被打受辱一氣之下卧床不起，最後含冤死去(qù)，時年24歲。唯有一子的張媽媽瘋了，張老爺子也傻了，兒媳婦改嫁，好端端一家人如此凄慘地離(lí)散了。曲家店村(cūn)有50多農戶被嚴刑拷打，其中陳金甲、楊發及70多歲的邢永江被酷刑緻死，王玉和、杜仁經毒打後懸梁自盡。

自實施“糧谷出荷”以來，對糧谷實行嚴格管制，發現(xiàn)有私人買賣或外運糧食，一經警察密探查知(zhī)，不但(dàn)糧食被沒收，還要以違抗出荷或以經濟犯嚴加懲處。鐵嶺縣有一個婦女回娘家，偷偷吃頓大米飯，回來時在法庫通往鐵嶺的汽車上，因爲暈車嘔吐，車上警察一看她吐的是(shì)白的，便抓了她的經濟犯。

“糧食配給”，是(shì)1937年“日僞農業政策委員(yuán)會”确定的農業基本政策，決定對稻米、小麥、大豆、棉花等開始實行統制。以稻米爲主的糧食購銷、加工……均由日僞政府控制。從1940年6月開始，在各主要城市實行大米的票(piào)制配售，到1943年各地全面實行了這種制度。1941年，除面粉由專賣機關配售外，其他各種農産品及其加工品均由僞糧谷公司全面推行“統制”，并實行配售。

“糧食配給”的數量和品種也因民族和人的階級地位不同而異。1940年，日本大人兒童每月平均配售大米12公斤，1942年就減少至8公斤，其餘配給雜(zá)糧。中國人高等官及其

家屬每人每月配售1一3公斤大米，日本人及僞官吏尚且如此，中國老百姓幾乎一年到頭吃不上1斤面，大米就更談不上了。

對中國人的糧食配售不僅質量次，而且數量最低。1943年，對中國人的配售量分勞需、一般、農村(cūn)3類。勞需分第一種和第二種。第一種每月24公斤，第二種每月15.5公斤。一般（城市）分甲和乙。甲，特殊公司、官廳與此相(xiàng)當者，大人每月12公斤，小孩每月7公斤；乙，大人每月9公斤，小孩每月7公斤。農村(cūn)地區，大人每月6.5公斤，小孩每月民6.1公斤。規定是(shì)如此，實際的配售量低于這個數量。據資料記載，鐵嶺一般乙等的大人每月配售7公斤，中人（3—10歲）每月4公斤，小孩2公斤。雖然在少數勞動特别沉重的重要部門，有人可以得到勞需配給，但(dàn)因僅限于本人，家屬的配售量很少，所以也無法保證勞動者的需要。日本侵略的政策是(shì)，在城市沒有職業或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盡量少配給或不配給糧食，妄圖把他們驅向農村(cūn)。上述配售标準中的一般乙，很大一部分是(shì)破産流入城市的農民。他們往往經過半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免強得到配售票(piào)，配售量也很低。

日僞後期，配售數量越來越少，而且經常中斷，廣大群衆隻好以豆餅面及椽子面充饑。由于糧食嚴重不足，造成人民健康狀況的嚴重下降，疾病死亡率急劇增長，人民饑寒交迫，凍死餓死者時有發生。

五鴉片毒化和剝削

用鴉片毒化和剝削殖民地人民，是(shì)老牌帝國主義早已施用的手段。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北之後，步其他帝國主義之後塵，也實行惡毒的鴉片政策。1932年9月，日僞當局成立鴉片專賣籌備委員(yuán)會。同年11月30日公布《鴉片法》，1933年成立鴉片專賣公署。在這個公署之下設專賣署和分署32處，另設奉天鴉片煙膏制造廠和大滿号、大東号兩個公司，通過這些機構，進行鴉片交易，低價收購，高價售與瘾者。1933年至1937年鴉片的栽種遍及7省30縣1旗，總面積達68.5萬畝．

僞滿時期遼北各縣僞縣公署都設有煙政股，下設大煙專賣局，專管鴉片的買賣、吸食、登記、發證等事。據日僞初期的資料記載，鐵嶺縣城内的“鴉片零賣所”（大煙館）14處，

縣下8處，光登記的吸食鴉片的人數就達2410人。開原全縣有官方開設的鴉片零賣所15處，僅老城就有5處。開原街内有2處，最大的是(shì)海龍街小賣所（現(xiàn)開原鎮醫院處），樓上樓下有吸煙房間20個，每個房間有女招待1人。每日門庭若市，鴉片煙瘾者絡繹不絕。當時開原鎮内和各村(cūn)屯都有私人倒賣鴉片的煙販，吸煙人數達2萬餘人。一些土紳豪商，看見(jiàn)這個行業有利可圖，遂通過各種手段争相(xiàng)申請成立鴉片零賣所。法庫縣城内獲得批準的有4家：“壽世村(cūn)”、“息隐居”、“集賢社”、“青雲齋”。1938年“鴉片零賣所”收歸官營後，法庫的柏家溝、五台子、丁家房、葉茂台、大孤家子和三面船(chuán)村(cūn)公所所在地也設立了村(cūn)“管煙所”，範圍由城到鄉。法庫縣在僞縣政府院内設立一個規模很大的“煙膏制造所”，集中加工煙土。有近10個人日夜分班熬制煙膏，8名年青女工專做零煙的包裝工作。煙政管理股，每天出動1輛汽車向各村(cūn)管煙所運煙膏。

遼北地區的罂粟種植區（大煙種植區）多數在哈大公路兩側的平川好地。1934年，日本人指使鐵嶺桑園嶺地主張福正選平川好地40畝種大煙。1934年日本官方成立種煙組合，

在鐵嶺南到遼海屯，東到左家溝，北到市醫院路北的哈大公路一帶種植鴉片煙1600多畝。1941年昌圖縣的牤牛村(cūn)被劃爲罂粟種植區。1941年後，鴉片政策也開始爲戰争經濟服務。根據1943年僞滿禁煙總局制定的計劃。開原縣被僞政府指定種植面積爲3200畝，占僞四平省種植面積的20％。種植區選定在哈大公路兩旁，土質優良的中固、老城鎮郊和三台子（即現(xiàn)在的蔬菜區），在教軍場村(cūn)北地成立了“大煙組會”，專門管理這一地區的鴉片種植。除了用臨時工爲他們采收煙漿。還讓中學生爲他們拉大煙，美其名曰勤勞奉仕，實質是(shì)變相(xiàng)勞工。

每年一入伏天，便是(shì)收大煙季節。開始收大煙對，鴉片種植區，呈現(xiàn)出一片緊張繁忙的景象，遍地是(shì)人，有警察巡守。雇工兩人一組，前一個人手持刀片在成熟的大煙葫蘆上劃一刀，再繼續往前劃，後一個人中指上挂一小盒，食指抹下煙葫蘆被刀劃破流出的白色煙計，一直追往前人，抹到地頭，盒中的煙汁倒在大桶中。反複操作，直到傍晚收工。收工時，經“把頭”搜身後，人們才能放(fàng)行。

鴉片的所謂專賣，造成了煙毒的泛濫。對此，1937年日僞當局宣布了所謂鴉片十年斷禁方針。1940年，成立禁煙總局，停止了僞滿專賣總局的鴉片專賣。并在各省、市設煙政科，在鐵嶺、綏化設煙膏制造廠。把“鴉片零賣所”改爲“管煙所”，并将“省煙所”改爲官營。日僞當局的這種政策和措施，名爲斷禁，實乃縱毒。《十年斷禁方策綱要》中根本沒提出對瘾者的治愈計劃，對現(xiàn)有瘾者隻規定不進行登記就不售與鴉片的原則。這樣一來，不管是(shì)誰，隻要申請登記，不經檢查，就可以領到僞滿政府發給的鴉片吸食許可證，憑證買煙,如領兩份煙證，吸大煙的人自己吸一份，另一份可私賣獲高利。因此，吸食鴉片的人日益增多。據僞滿禁煙總局統計，1933年瘾者登記人數10萬，1937年增加到80多萬，

由于大規模的縱毒，使遼北人民群衆遭到巨大的毒害。許多人不僅失去(qù)民族意識和反抗鬥志，而且成了喪失勞動能力和無法生活的人。當時鐵嶺城内，大批罪犯中，以吸毒破産者爲最。這些鴉片鬼蓬頭垢面，骨瘦如柴，披着麻袋片倦縮一團。每到秋冬季節鐵嶺祖越寺（即祖神廟）及尚有餘溫的燒磚瓦窯洞，都是(shì)這些吸毒流浪漢的栖身之地。開原縣金溝子鄉和氣蔔子村(cūn)有一戶姓石的。因經常吸食鴉片，僅七八年的光景就将自家的20多畝耕地和家産完全賣掉，最後骨瘦如柴死于溝壑。僞滿時有首民謠諷刺吸毒者：“頭頂牆來腳登空，懷裏抱個照死燈（大煙燈），右手握個打狗棒（大煙槍），左手拿個撥落窮。”“大煙坑人又(yòu)費(fèi)錢，犯瘾實在難，打哈氣，淚漣漣，美味不解饞，晴天還好受，就怕陰雨(yǔ)天。”一到寒冬，這些傾家蕩産的吸毒者凍死在街頭巷尾，慘不忍睹。真是(shì)“道死道埋，路死路埋。死到陽溝是(shì)棺材。”而日僞當局卻從鴉片的專賣中掠奪大量的錢财。1932年鴉片歲收近2000萬元，1936年增至3700萬元,1940年鴉片收入達1.2億元，據關東軍權威者說，日本駐東北所需一切費(fèi)用不用由本國供應，隻鴉片一項收入足夠數十萬軍隊的開銷。

本編史料來源：

1、鐵嶺、法庫、昌圖縣志

2、《當代鐵嶺經濟》遼甯人民出版社

3、《轉嶺市公路運輸志》

4、《中國人民銀行鐵嶺市支行志》

5、《鐵嶺文史資料》第四輯

6、《銀州文史資料》第六輯

7、《經濟掠奪》僞滿史料叢書(shū)吉林人民出版社

8、《僞滿洲國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9、昌圖縣史志辦黨史資料

10、《西豐文史資料》第三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