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日本帝國主義對遼北人民的政治壓迫
一、各縣僞政權、警察機構的建立及其罪惡活動
l、各縣僞政權的建立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爲了加強對遼北的統治，于1931年10月19日派日本駐鐵嶺領事館的鐮倉嚴出面，組織鐵嶺縣地方自治維持會，由原縣長俞榮慶任委員(yuán)長，鐮倉嚴任參事官。1931年11月2日，鐵嶺自治會成立，石之璋任會長。1932年6月25日，鐵嶺自治會撤銷，成立僞鐵嶺縣公署，由許桂衡任縣長。隸奉天省。
1931年9月20日，日軍占領開原縣城（今老城鎮）。10月1日，開原縣地方治安維持會成立，由原縣長佟玉墀任委員(yuán)長；10月12日改稱開原縣地方自治委員(yuán)會。1932年3月，
僞開原縣縣公署成立。隸奉天省，1941年7月改隸四平省。
1931年9月，昌圖土匪“老三省”乘局勢混亂之機，以“抗日”爲名，坐鎮昌圖縣城達3個月。11月，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指使下，原昌圖縣長祖福廣聯合地方商紳，組織成立了昌圖縣地方治安維持會，祖福廣任委員(yuán)長，昌圖火(huǒ)車站鈴木好作、谷内嘉作及八面城火(huǒ)車站男中勇助等日本人爲顧問。不久，按日僞指令改稱自治指導部及地方自治執行委員(yuán)會。1932年3月，僞昌圖縣縣公署成立。隸奉天省,1941年7月改隸四平省。縣公署駐昌圖城府衙舊(jiù)址，1945年3月初移昌圖站新樓。日僞派日本人爲參事官（1938年改稱副縣長），監督地方行政。初設一科四局（總務科和内務、财務、教育、警務局），祖福廣任縣長，同年7月由當地豪紳栾自新接任。日本侵略者爲了控制昌圖縣行政大權，同時委派日本人今吉均、佐伯正爲縣公署參事官，多多良、川原二郎、西澤爲指導委員(yuán)長。1933年8月，康濟取代栾自新。1934年3月，昌圖縣公署全部組建完畢。佐滕半重任參事官，小曾根盛彥任副參事官。縣公署内也派進了日本警務官、經理指導官、産業指導官，一些主要部門的實權，都被日本人操縱。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進入西豐。在建立縣級政權時，沿襲中華民國20年（1931年）“西豐縣政府”的名稱，機構未變，原班人馬也基本未動。縣長馮廣民，
下設第一科、第二科和外事秘書(shū)。據1932年2月僞縣政府人員(yuán)調查表統計：僞縣政府有縣長1人，科長2人，科員(yuán)名人，外事秘書(shū)1人，雇員(yuán)12人，公役員(yuán)5人。政務警10人，共
35人．1932年7月5日，根據僞滿政府令，“縣政府”改稱“縣公署”，“縣知(zhī)事”改稱“縣長”，“縣自治指導官”改爲縣參政官”。馮廣民仍任僞西豐縣縣公署縣長。同年11月，日本參事官森山誠之、屬官倉橋健之助到任。僞西豐縣縣公署辦公地址在西豐縣城大南門裏南康街（今西豐二中大門道北，縣糧食局辦公樓後院），有辦公房50多間。隸奉天省，1941年7月改隸四平省。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還沒有達到法庫縣境。但(dàn)以法庫縣公安局長趙夢周爲首的5人“親日通敵”，密謀賣國求榮。11月20日，東北軍騎兵三旅三十九團團長徐英奉遼甯省臨時政府令，以幫助地方剿匪爲名，帶領300多名騎兵進駐法庫，以設宴爲名智擒趙夢周等5人，以犯有“國難當頭之時，親日通敵，出賣國土，擾亂治安”罪，将趙夢周等5人就地處決，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利用漢奸控制法庫的陰謀。1932年5月23日，日軍侵占法庫縣城。僞遼甯自治指導部派人來法庫與當地士紳商議(yì)，組織成立了法庫縣臨時維持會，由梁維新任委員(yuán)長，有委員(yuán)10人。1932年3月9日，僞法庫縣縣公署成立，梁維新任縣長。隸奉天省。
從1931年9月至1933年5月，康平縣一直處于東北民衆抗日義勇軍的控制之下，日軍對康平發起過多次讨伐。1932年3月初，日軍侵占康平縣城，組織成立了康平縣自治指導部。3月9日，張維周任僞康平縣縣長。不久，東北民衆抗日義勇軍第五軍區高蔭周部收複康平，僞康平縣政府奉令與僞滿洲國政府斷絕關系。11月16日，在日軍第八師團第十六旅
團的進攻下，康平再次被占領。僞康平縣縣公署于11月下旬成立，閻恢原任縣長。1933年4月27日，東北民衆抗日義勇軍第十五路軍懷念賈明倫聯合田霖、英若愚等抗日武裝，又(yòu)一次攻占康平縣城，活捉了日本參事官南竹治、副指導官日隈巽，僞康平縣長閻恢原。日軍鐵嶺守備隊在隊長丸山定的指揮下，向占領康平的抗日武裝發起進攻。賈明倫等人帶領抗日武裝于29日撤離(lí)康平縣城，并在城外将南竹治、日隈巽處決，閻恢原乘亂逃脫，日軍第3次占領康平縣城。此時，僞康平縣公署方在縣城安定下來。
總之，從1931年10月至1933年4月，遼北地區各縣相(xiàng)繼建立了僞政權。
1938年，日本帝國主義爲了鞏固僞政權，強化日系官吏的統治力量，将縣參事官改稱副縣長，形成了日系副縣長實權居于縣長之上，日系副縣長掌握決策大權的格局。遼地區各縣僞縣公署中日本人職員(yuán)所占比例爲20％，僞鐵嶺縣公署則是(shì)30％。日本侵略者在縣公署内增設1室（企劃室）8個科（庶務、行政、實業、财務、教育、地政、動員(yuán)、警務），并在警務、動員(yuán)、實業、庶務等要害部門設科附，并且均由日系官吏擔任。太平洋戰争爆發後，僞滿各縣推行“地方行政總合華”，由日系副縣長統管縣公署、協和會、興農合作社3個日僞機構，采取“三位一體”政策，進行法西斯統治和經濟上的公開掠奪，各縣僞政權成爲日僞當局統治人民的直接工具。
附：僞滿時期遼北地區各縣縣長名錄
鐵嶺縣
姓名籍貫始任時間
俞榮慶浙江會稽民國十九年（1930）
許桂衡大同元年（1932）
楊宇齊奉天法庫大同元年（1932）
趙駿第康德二年（1935）
汪兆瑤康德四年（1937）
金亞鋒康德六年（1939）
張國挂康德七年（1940）
鄭向榮康德十年（1943）
莊紹裕康德十二年（1945）
開原縣
姓名籍貫始任時間
佟玉墀奉天撫順民國十九年（1930）
丁玉青奉天開原大同元年（1932）
│常守陣│沈陽縣│大同元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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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奉天夏縣│康德三年（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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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才│奉天旅順│康德四年（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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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治│黑龍江大赉│康德七年（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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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博│奉天海城│康德十年（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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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壁││康德十二年（1945年）
昌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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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籍貫│始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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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福廣│吉林永吉│民國二十年（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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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自新│奉天昌圖│大同元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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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濟│奉天鳳城│大同二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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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先││康德三年（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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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怡賢││康德四年（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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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錫藩││康德九年（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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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藩││康德十二年（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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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豐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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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籍，貫│始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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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廣民│奉天鐵嶺│民國十八年（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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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金聲│奉天義縣│大同二年（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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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式叙│沈陽縣│康德二年（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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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肇元││康德四年（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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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慶澤││康德七年（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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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連壁│奉天黑山│康德九年（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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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珊││康德十二年（1945）│
法庫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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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籍貫│始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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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成能││民國二十年（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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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德││民國二十年（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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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維新│奉天法庫│大同元年（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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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生│奉天營口│大同元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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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運衡││大同二年（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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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昌││康德四年（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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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堅││康德七年（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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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丕承││康德九年（1942）│
康平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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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籍貫│始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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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周││民國二十年（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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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恢原│旅大│大同元年（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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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書(shū)春│黑龍江望奎│大同二年（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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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文霈│哈爾濱│康德元年（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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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德慧│奉天鐵嶺│康德四年（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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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廷貢│奉│康德七年（1940）│
││天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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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煥青│奉天鐵嶺│康德十二年（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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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縣僞警察機構的建立
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鐵嶺就有日本警察機構。“九•一八”事變及僞滿洲國成立後，日本帝國主義爲了加強對遼北人民的殖民統治，又(yòu)在遼北各縣相(xiàng)繼建立了僞滿警察機構。
僞鐵嶺縣警務局（後改科），下設警察署、警察分所、警察總隊。1934年，全縣城鄉共設9個警察署，轄45個分駐所；1個警察總隊，4個中隊。
開原縣于1932年3月1目設立了僞警務局（後改科），下設9個警務分局（後改稱警察署），1個警察大隊。1934年下設9個警察署、40個警察分駐所，行政警察有警官77名、警士401名，有長短槍624支。1942年，開原縣警務科下轄6股、2室、2所、7署、46個分駐所。警察大隊下轄3個中隊，7個分隊，1個炮班，1932年時共有198人，長槍199支、短槍7支、迫擊炮2門、炮彈226發、子彈10514發、馬37匹。
僞昌圖縣警務局，主管保安、司法、警務工作。曆任局長田慶良、遲永春、劉啓明，曆任日系警務指導官田中圓吉、中川升、上野正見(jiàn)。全局實有28人，内設3個股。在縣内10個區設警務分局。1935年全縣警特人員(yuán)總數達984名。1936年改稱僞昌圖縣公署警務科，内設4股（警務、司法、保安、特務）1室（督察室）1所（警察訓練所）1隊（警察大隊）。下設10個警察署，45個警察分駐所。
僞西豐縣設警務局，據1934年12月末統計，下轄9個警察署、38個警察分駐所；1個警察大隊，有3個步兵中隊、1個炮兵中隊。共有僞行政警察363名，僞警察隊官兵338名，其中日本人8名。1932年6月5日，日僞當局委任日本人新居數一、伊達振雄爲警務指導官，将僞西豐縣警務局完全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
僞法庫縣公署成立同時．成立了警務局，由日本人任指導官,掌管全部警務。全縣境内設6個警務分局，分局下設分駐所或派出所。1933年，全縣有警察628人．其中行政警察（巡官以上）89人，警長、警士283人，警察大隊256人。警察大隊長蕭慶岩，下設馬、步、炮中隊。1934年改6個警務分局爲警察署。1935年，全縣有7個警察署，24個分駐所。
1940年，全縣警察人數爲254名。
僞康平縣公署内設警務局（後改科），下設警務、司法、保安股。全縣境内設9個警務分局（後改警察署）。全縣有警察203人，警察大隊300餘人(3個騎兵分隊、1個步兵中隊）。
1936年，遼北地區各縣僞警務科增設特務股；1938年增設勞動警察。僞警察強抓“勞工”，逼“出荷”糧，抓“經濟犯”、“政治犯”、“思想犯”，警察的權勢滲透到了各個領域。當時的民謠稱“關東軍、憲兵隊，警察官，協和會”爲僞滿時期的“四大硬”。
1937年7月後，日僞警務部門在各縣警務科及重鎮的警察署都增派了日系警察。昌圖縣警務科有山口彌作（警佐、勳八位），金野富治（警尉、勳八位），富田研（警尉補、勳八
位），松本正行（警尉補、勳八位），小谷輝夫（警尉補、勳八位），鴨原三郎（警長）。通江口警察署有丸山茂雄（警尉補、勳八位），番場三次郎（警長、勳八位）。城廂（即老城）警察署有白石安吉、村(cūn)上篩、南科碧人、鈴木忠、栗和田德治、竹野策衛等6名警尉補（都爲勳八位）。鐵嶺縣警務科有松浪，夏家樓警察署有小島。此舉全面加強了日本帝國主義對各地的統治。
遼北地區各縣僞警務科的特務股受省警務廳特務科直接指揮，專門從事秘密跟蹤、偵察，抓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員(yuán)和抗日群衆。下設3個系（特高、邪教、特務）1個班（特别搜查班)。特高系主要是(shì)對外搜集蘇聯情報，對内迫害抗日團體和進步人士。邪教系主要是(shì)監督宗教團體、學校、黨派集會結社，監督印刷出版活動。特務系主要負責内勤、文件收發、庶務工作。特别搜查班主要從事秘密偵察活動，擁有若幹名偵探，分布在重點地段監視群衆的一舉一動。
3、各縣的日本憲兵隊
在1904年的日俄戰争中，日本憲兵作爲日本陸軍的軍事警察踏上中國東北這片土地。沙皇俄國戰敗後，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了南滿鐵路。日本關東軍憲兵隊在鐵嶺設立了憲兵分
隊。管轄開原、昌圖分遣所，對護路軍執行軍事警察業務。
日本關東軍憲兵隊是(shì)日、僞軍警憲鎮壓機關的主腦，在屠殺和鎮壓中國人民方面起着很大作用,處于核心和指揮地位。關東軍憲兵隊原爲1個隊，約2O0人；1935年增加到5個隊，有1O00人；1940年增加到16個隊，約2000人；1941年至1945年，達到3200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鐵嶺憲兵分遣隊隸屬日本奉天憲兵隊，地址設在鐵嶺“滿鐵附屬地”松島町東南（今鐵嶺縣法院辦公樓），隊長先後爲藤川九十九、飲原茂，管轄法庫、康平縣。開原也設立了日本憲兵分遣隊，昌圖憲兵隊有日本憲兵20餘人。西豐縣歸四平憲兵分隊管轄。
滿鐵沿線(xiàn)設有日本警察署，負責鐵路沿線(xiàn)及附屬地的治安。鐵嶺警察署轄派出所或出張所7個，管轄區域爲新台子至中固；開原警察署轄派出所或出張所13個，管轄區域爲中固至滿井；滿井以北由四平街警察署管轄，滿井至郭家店一線(xiàn)設有派出所或出張所12個。
僞滿洲國建立後，随着僞滿軍隊的編組，又(yòu)設立了僞滿憲兵隊來執行軍事司法。1935年4月，僞滿憲兵司令部第一憲兵隊（奉天）管轄遼北地區各縣，有官兵150餘人。1945年3月，僞滿憲兵隊改編爲14個憲兵團，其中第一憲兵團有官兵107人，團長爲于百清少将，總務課長爲九山節枝少校(日本人），特務課長爲豬骨壽（日本人），警務課長爲賀俊平，
團附爲孫景卿上尉等4人，管轄區域爲鐵嶺市、鐵嶺縣、法庫縣、康平縣和奉天市、新民縣、遼中縣；第二憲兵團昌圖分團有官兵39名，分團長爲家本一郎（日本人），駐昌圖街，管轄區域爲昌圖縣、開原縣、西豐縣。
4、各縣僞政權、警憲機構的罪惡活動
僞滿各縣政權、警憲機構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對遼北人民實行法西斯統治的直接工具，在遼北地區幹了許多壞事。
①控制各縣政權，統治遼北人民。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就開始了奪取縣政權和建立僞政權的陰謀活動。在遼北地區，日本侵略者或者直接出面組織僞政權，或收買漢奸控制縣政權，利用直接騎在人民頭上的舊(jiù)勢力。爲了全面控制縣一級各方面大權，除設日本人參事官外,從1932年至1935年各縣還陸續配備了日本人警務指導官、經理指導官和産業指導官，以掌握政治、經濟和警察大權。1938年初，僞滿中央和省一級政權機構的“次長制”擴展到基層，遼北地區各縣的日本人參事官改爲副縣長。從此，在縣級僞政權範圍内，日本人官吏的一元化統治日趨加強。
日本官吏在各縣僞政權中擁有絕對權威，可以淩駕于僞滿洲國官吏之上，可以直接對人民發号施令。當時有着這樣一句民謠：“滿洲人官高位卑薪低，日本人官低權大薪高”，一語道破日本人是(shì)各縣實權派。1939年，僞鐵嶺縣副縣長吉田傳一等人，爲了推行“開拓政策”，建立開拓團，對縣内居民進行了土地、物資的全面大掠奪和繁重的奴役，訓令都是(shì)副縣長吉田傳一簽發的。1943年8月，昌圖八面城的日本蓖麻蠶株式會社的3名養蠶指導官（日本人），闖入李銅匠(jiàng)瓜園吃瓜，不給瓜錢，還将李銅匠(jiàng)毒打了一頓。
日本官吏不但(dàn)監視僞滿洲國官吏的活動,也監視日系官吏的活動。1942年8月，僞鐵嶺市長徐漸久變鐵嶺市暑期教員(yuán)講習會上作了有對日僞統治不滿内容的講話(huà)。結果第二天被日本人逮捕，下落不明。由此可見(jiàn)，僞鐵嶺市長尚在日在日本人的監視之下，何況平民百姓。1936年，僞鐵嶺縣副縣長小島龍象（日本人）與僞鐵嶺縣警務科指導官松浪（日本人）不睦，松浪就到處搜集小島的“罪證”。小島在行政上是(shì)副縣長，松浪在名義上要聽(tīng)小島的指揮，但(dàn)松浪在軍隊中的軍銜比小島高，實際上松浪有監視小島的權力。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後，僞縣警務科突然出動警員(yuán)将小島逮捕，同時拘捕了僞鎮西堡鄉鄉長郭景陽、大青堆子鄉鄉長趙興華、宿老屯鄉鄉長曾樹(shù)博、高力站鄉鄉長王明如、僞縣公署人事股長栗清波等人。在警務科，所有被捕的人都遭到了嚴刑拷打，有的被灌煤油、辣椒水，逼迫他們供出給小島送了多少賄賂。最後，省裏派人來處理此事，将小島調轉他處，其餘人也都先後釋放(fàng)。由此可見(jiàn)，日本官吏之間争權奪勢，也要禍及中國人。
在日本官吏的控制下，各縣僞政權對人民實行法西斯殖民統治與軍事鎮壓，日本人操縱着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大權，全面推行與貫徹各項反動法令與政策，強化法西斯統治，使遼北人民陷入了水深火(huǒ)熱的災難之中。
②血腥地鎮壓抗日武裝，屠殺遼北人民。
1931年日軍侵占遼北地區後，遼北人民爲了保衛自己的家園，懷着對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的仇恨，紛紛組織起來，燃起抗日烈火(huǒ)。首先是(shì)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興起，繼之而起的是(shì)東北人民革命軍和抗日聯軍的發展壯大。在遼北地區主要有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五軍區高蔭周部、東北抗日勇軍第十五路軍賈秉彜部、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三十九路軍趙亞洲部、遼甯抗日救國軍第五路軍栾法章部。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第三師等抗日武裝力量，這些抗日武裝力量的反抗鬥争，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各縣僞政權配合日軍，對這些抗日武裝力量進行了瘋狂的圍剿和野蠻的鎮壓。從1932年3月到1933年10月，僅在開原就進行“讨伐”57次，出動軍警6618人次。僞鐵嶺縣保安總隊、僞開原縣警察大隊、僞法庫縣警察大隊都曾參與“讨伐”，對遼北人民進行血腥的屠殺。從1933年7月到1935年4月，西豐縣日僞軍出兵“讨伐”達152次。日僞軍對抗日義勇軍官兵采用了活埋、刀鍘、機槍掃射、刺殺、懸首示衆等屠殺手段，同時以“反滿通匪”的罪名将許多平民百姓殺害。各縣僞政權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至1938年底方将大規模的抗日武裝鬥争鎮壓了下去(qù)，但(dàn)給遼北人民卻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日軍曾将抗日武裝人員(yuán)10餘人殺害後，把頭顱割下來，懸挂在鐵嶺城北門外，企圖以此恐吓人民群衆。開原的日本憲兵隊将反日的愛國志土肖共天綁在憲兵隊院内的樹(shù)上，先用刺刀紮死，再将其首級割下挂在開原城樓上示衆。開原日僞軍警憲特從1932年3月至1933年10月，就在開原、清原、西豐等3縣交界處的49個村(cūn)屯屠殺抗日軍民60餘次。1933年，日僞軍在昌圖八面城血腥屠殺當地群衆28人，并懸首級示衆于縣城與各鎮。1938年7月，在西豐縣中興村(cūn)抓捕并殺害了與抗聯有聯系的僞村(cūn)長莊雅臣等7人。1938年底，西豐縣“清鄉肅政工作班”在郜家店、銅台、房木、野雞背就殺害抗日群衆15人，1932年10月，日軍守備隊将法庫監獄中的“強盜”33人押到西門外陶屯南甸子用機關槍殘殺；11月，在秀水河子以“慣匪”罪名将50歲左右的農民10人活埋。1932年11月18日，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五軍區第八支隊二十二團團長李景福等8人在康平城北被殺害。在昌圖縣劉家大溝俘獲了義勇軍的支隊司令朱小飛（康平縣人），日軍軍官牧野在勸降不成後，在昌圖縣龍王廟大坑将朱小飛活埋。
1936年初，日僞組成安奉線(xiàn)地區警察讨伐隊。将鐵嶺、開原縣的日本警察編爲井上中隊，隊長爲鐵嶺署長井上警視，下屬2個小隊，第一小隊隊長是(shì)鐵嶺署岩濑警部補，有鐵嶺署員(yuán)30名；第二小隊隊長是(shì)佐藤明夫警部補，有開原署員(yuán)30名，加上翻譯、密探共計65人。井上中隊在“讨伐”中，燒山中農戶住房，同抗日武裝作戰，2天内屠殺活動于石橋子車站以西抗日武裝官兵25名。1936年秋，鐵嶺、開原縣的日本警察又(yòu)編入灘部隊，隊長是(shì)撫順署長灘又(yòu)次郎，下屬2個中隊和騎兵隊及預備隊。第一中隊第二小隊長爲佐藤明夫，有開原署員(yuán)25名。第二中隊隊長爲鐵嶺署羽田警部，第一小隊渡爲羽田（兼），有鐵嶺署員(yuán)30名；第二小隊長爲田中警部補，有開原署員(yuán)25名。參與了鐵嶺、撫順、興京境内的“讨伐”，配合日軍岩水守備隊行動。佐藤明夫親自槍殺了2名30歲左右的男人．并下令用輕機槍掃射驚恐亂逃的平民百姓，将1對年過50歲的夫婦打死後，還将左耳割下來帶回去(qù)請功。
1939年2月，僞開原縣警務科科附福田太郎警正奉日軍命令帶領縣警察隊參與圍剿抗日武裝的活動。同時，以特務股長星野忠義爲總班長編成縣特别搜查班，下設城廂特搜班、八棵樹(shù)特搜班、下肥地特授班、上肥地特搜班、尚陽堡特搜班。任務是(shì)搜集抗日武裝部隊的情報，逮捕抗日地下工作者。1939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僞開原縣城廂警察署特務主任北島吉人警尉補指揮4名部下活動于西豐縣境一帶，以威遠堡爲中心，抓捕活動在西豐、清原一帶的抗聯一軍三師柳萬熙部，搜集情報25份，抓捕拷打抗日群衆80餘人，強制當地2名農民（威遠堡、周家窩棚各1名）爲其搜集情報。八棵樹(shù)特搜班長花立照雄警尉補逮捕了5名抗日嫌疑分子，除将其中1名朝鮮人釋放(fàng)外，其它4名均交給當地的日本軍屠殺。
③敲詐勒索，爲所欲爲，壓榨遼北人民。
鐵嶺日本憲兵隊翻譯謝景林（鐵嶺縣平頂堡人）在鐵嶺城裏橫行霸道，城内所有商号都十分怕他，所有的老百姓都知(zhī)道他胃口十分大，十分貪婪，是(shì)日本人的忠實走狗，是(shì)奴役和破榨中國人的鷹犬。鐵嶺縣城警務科僞警長溫道經常闖民宅，無故刁難百姓。有一次，溫道到“德盛号”百貨商店，先查戶口，後翻東西，經理遲壽山被他打了幾個耳光。然後被抓走。後經過托人請客送禮，遲壽山才從警務科被放(fàng)回來。20天後，溫道派人強行借走500元錢，此事才算了結。鐵嶺縣夏家樓僞警察署無惡不作，要“出荷糧”、要兵、要勞工、要官響、要官馬，無所不要，而且趁機敲詐勒索，連警察署的防空監視哨、“棒子隊”的饷錢也攤派到老百姓身上。1944年10月，西豐縣中陽村(cūn)拐磨溝村(cūn)民張德民被抓勞工後逃走，中陽村(cūn)僞警察署韓警長來到張家要人，聲言3天内交不出人來，就抓張德民的弟(dì)弟(dì)去(qù)頂替。張家無奈，隻好托人給韓警長送去(qù)野雞1對，燒酒2大瓶（9斤）、粳米1鬥（50斤），韓警長才沒有再來張家威逼。僞滿時開原縣警察署站前分駐所在站前的兩層小白樓内辦公，群衆稱之“站前小白樓，路過真發愁，看你不順眼，抓去(qù)往死揍；人過擠錢花，車過東西留，說你經濟犯，就得把錢丢”。
④強奸婦女，無法無天，欺壓遼北人民。
1938年夏，鐵嶺縣夏家樓僞警察署日本人小島先後将夏家樓國立高級小學的2名年輕女教師騙到警察署，強行留宿奸污。雖然這2名女教師的丈夫分别是(shì)鐵嶺縣警務科、教育科的職員(yuán)，但(dàn)對日本人也無可奈何，隻好将妻子調走了事。僞夏家樓警察署長朱子陽是(shì)僞縣長宇齊的内弟(dì)，他依仗姐夫的勢力橫行霸道，強占村(cūn)民張某的妻子，逼得張某攜妻外逃他鄉。1938年4月，日軍守備隊2名士兵闖入昌圖八面城馬家嶺的1戶農家，先鳴槍恫吓，然後将該家婦女強行奸污。
⑤催糧派款，強征國兵，大抓勞工，奴役遼北人民。
僞警察是(shì)催要“出荷糧”、征收苛捐雜(zá)稅的主要工具，對于違抗者輕則拳打腳踢，重則拘捕關押。1940年，鐵嶺縣糧食總産量是(shì)3.7906億斤，而出荷糧的指标卻是(shì)2.0916億斤，占總産量的55％。農民種的糧食被掠奪走了一多半，而且是(shì)在僞警察和“督勵班”的強迫下交出的。貧苦農民不但(dàn)負擔沉重的售糧任務，而且還要出勞工，鐵嶺縣亂石山一帶就有10
萬勞工爲日軍修地下倉庫。開原縣1941年先後2次抓勞工，每次都近千人。僞警察還負責強征國兵，僅鐵嶺縣白旗寨等5個村(cūn)子就征國兵達190人。
1941年以後，僞鐵嶺縣奉命征用勞工200名，用于同前蘇聯接壤的僞黑河省山神村(cūn)的軍用公路工程。僞鐵嶺縣副縣長别府城之（日本人）要求各村(cūn)，根據工程性質，必須選派人。勞工指标經層層攤派，全部送到僞縣公署，被抓的都是(shì)貧農或小商人的子弟(dì)。面臨生計無着的家屬，被迫湧進僞縣公署申訴，異口同聲地訴說家庭的種種困難，吵鬧成一團。警察特務奉命驅趕這些家屬，在家屬和被抓來的勞工之間形成一堵人牆，使之無法接近。日僞當局給每個勞工發了1個餅子（不足1天的口糧）和1桶水，當天就被塞進悶罐貨車内，車門從外面反鎖上，在日本軍的刺刀監視下被運往國境,送到深山裏。當時鐵嶺縣平頂堡和亂石山車站附近的山地被指定爲日軍燃料補給基地倉庫用地，大批農民被趕走，四周被大面積圍上鐵絲網，由滿洲飛島組承建該工程。鐵嶺縣平時要派3O0至400名勞工，鄰近縣也要派200至300名農民前來服苦役。勞工每天要幹10至12小時的重勞動，吃的是(shì)高梁米飯和菜湯，住的是(shì)漏雨(yǔ)的破席棚，一棟破席棚塞着100人。勞動條件和衛生條件極差，既不準家屬前來探望，又(yòu)不準回家或外出。
⑥設立狼狗圈，抓捕“反滿抗日犯”，監控遼北人民。
日僞警憲機構對遼北人民的監視和控制十分嚴密，無孔不入。他們設有“要視察人”名簿，凡是(shì)有反滿思想或行爲的均被列爲特别戶，被寫入黑名單中，進行重點控制。他們還監視遼北人民的日常言行，收集群衆對糧谷出荷的反映、對配給物資的反映等。當時民間輿論有，“收獲的東西都被奪去(qù)，反配給豆餅吃，和牛馬一樣，怎麽能勞動”；1943年“法庫縣由于苛酷征糧，縣長感到危險，遞呈子在運動轉勤”等都被收入僞滿警務總局特務處《特務簡報》之中。
鐵嶺日本憲兵隊設有狼狗圈，家住康平縣朝陽堡的王殿元就是(shì)在鐵嶺被狼狗吃掉的。開原北大營也設有狼狗圈，抗日英雄白子峰就是(shì)被狼狗活活咬死後，被幾條狼狗分屍吃掉的。有的教師被暗中定爲“刑事要視查人”，昌圖縣通江口一帶的2名教師和1名士紳就被憲兵隊列入黑名單，派密探進行監視。康平縣小學教師高水泾等人就曾被加上“反滿抗日”罪名，被僞警務科抓去(qù)嚴刑拷打。康平中學校長王贊庭被關押過校嶺監獄。鐵嶺縣城北關小學首席教員(yuán)鄧永鎮受到日本憲兵隊密探的嚴密監視。鐵嶺憲兵隊還無故抓人審訊，嚴刑拷打，采用壓杠子、灌涼水、煤油、辣椒水等手段。
總之，僞滿各縣警憲機構的罪惡馨竹難書(shū)，其活動滲透到各個領域，對遼北人民實行法西斯白色恐怖，把遼北人民當作奴隸任意宰割，使遼北人民蒙受了深重的民族災難。
附：侵入遼北地區的部分日本憲警人員(yuán)簡介
報原善藏1906年生，日本鹿島人。1928年侵入中國東北，先後在鞍山、旅順、鐵嶺等地充任關東廳警察巡查、警部補。1933年後轉爲鐵路警察。1938年以後，任僞鐵路警察
（警護軍）哈爾濱隊隊長、司令部參謀處科長。1944年3月，僞鐵路警察編入僞軍時定爲中校。1945年9月在沈陽被捕。
上評鐵一日本笠雄市人。1941年至1944年8月在關東軍第二課工作，憲兵少佐。1944年8月任東安憲兵隊長。1945年7月任四平憲兵隊長，憲兵中佐。曾指揮部下鎮壓西豐縣人民群衆自發的抗日鬥争。
北島吉人1907年生，日本佐賀縣人。1931年9月先後在旅順、安東、鳳凰城等地當日本外務省警察。1937年12月轉爲僞滿警察後，先後在開原、奉天、黑龍江省等地任警尉
補、警尉、特務股長等職。1945年9月在齊齊哈爾被捕。
宇波彥次郎1894年生，日本石川縣人。1928年侵入中國東北，先後在吉林、敦化、哈爾濱、圖們等地任日本領事館警察。1937年12月轉爲僞滿警察，升爲警正。以後相(xiàng)繼在
延吉、和龍、綏濱、開原等地擔任縣警務科長。1945年9月在開原縣公署被捕。
木村(cūn)正二1913年生，日本青森縣人。1936年任僞滿警士，1937年任警長，1941年任僞奉天省警務廳特務科特務股警尉。曾指揮僞鐵嶺市警務科特務股的特務活動，了解分析民心情況，研究對策和意見(jiàn)。
二、協和會及其反動本質
在僞滿時期，從中央到省、縣、村(cūn)都有“協和會”組織。“協和會”原名“協和黨”，創建于1932年4月。因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極力反對稱爲“黨”，遂于7月改稱爲“協和會”。
在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侵占東北，建立傀儡政權過程中，以原“滿洲青年聯盟”、“大雄峰會”等爲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十分活躍。日本關東軍利用他們來鞏固殖民統治，實行以宣傳“建國精神”、“民族協和”爲核心的思想戰，配合軍事鎮壓，強化對東北人民的奴化教育。山口重次、小澤開作等人在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的支持下，召集原“滿洲青年聯盟”中的許多成員(yuán)，聯合一些死心塌地的漢奸籌建了“協和黨”。他們聲稱以“協和主義”取代和打破三民主義、共産主義，打出了“滿洲國是(shì)包括日本民族在内的複合民族國家，滿、漢、蒙、日、鮮各民族共存，互相(xiàng)協作，建成王道樂土”的招牌，提出以“實現(xiàn)滿蒙現(xiàn)住民族之協和”，“确立國家統制經濟”，“緻力于治安維持”等目标爲綱領。由此可見(jiàn)，“協和黨”完全是(shì)關東軍的禦用工具。
1932年7月25日，協和會正式成立，推舉博儀爲名譽總裁，僞國務總理鄭孝胥爲會長；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爲名譽顧問，關東軍參謀長橋本虎之助、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僞國務院總務長官駒井德山爲名譽理事。理事長是(shì)僞滿實業部總長張燕卿，理事33人，絕大多數是(shì)漢奸，但(dàn)實權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協和會成立後，立即将觸角伸向東北各地。先後建立了各級組織，并積極開展吸收會員(yuán)等項工作。最初階段吸收的會員(yuán)多是(shì)當地的地主、商人以及其他有地位或有勢力的人物。但(dàn)不久便向社會各個階層、各個領域擴大，欺騙、拉籠了許多人入會。僞官吏、僞職員(yuán)全部被列爲自願會員(yuán)，自願參加者則稱爲自由會員(yuán)。
縣級的協和會本部首腦由日本人指導官或副縣長兼任，村(cūn)級“協和會”的會長也由親日的人員(yuán)擔任。口号是(shì)“日滿協和”，建立“王道樂土”，實際上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中國人的重要工具。協和會參與的活動面很廣，諸如農業的增産出荷運動，國民儲蓄活動以及思想奴化、政治鎮壓、經濟掠奪等，滲透到所有領域，是(shì)日僞合流中的一個憲特别動隊。
随着戰争局勢的緊張，協和會的職權也不斷随之膨脹。1937年（康德四年）4月，協和會進行大改組，各縣協和會都主持成立了“青年訓練所”，對16歲至19歲的青年進行軍事訓練，被群衆稱之爲“棒子隊”。各縣“青年訓練所”每年都開展軍訓，分批抽調城鄉青年進行輪訓，直到1945年8月前方停止。
1938年9月，協和會又(yòu)統管“協和義勇奉公隊”，将20歲至35歲的青壯年組織起來，爲日僞當局服務。
1941年4月，根據日軍侵華戰争和準備發動太平洋戰争的需要，僞滿進行所謂國家總動員(yuán)，協和會也作了一次改組，徹底實現(xiàn)僞滿政府與協和會表裏合一的“二位一體制”，即僞政權省長與次長、縣長與副縣長又(yòu)是(shì)協和會本部的正副部長，變成了“官民一體”的機構。
1941年，協和會中央本部成立了少年團統監部，各縣也随之建立了相(xiàng)應的組織機構,将中小學生一律編入青年團、少年團，讓青少年參加築路、護路、墾地、挖煤、消防、通訊、工廠生産，其實質就是(shì)訓練地方武裝，使之成爲一個準軍事性組織。僞滿末期，日僞當局爲了垂死掙紮，加強了在東北地區的備戰工作。在勞動力嚴重匾乏的情況下，學生們也停課，統一編隊出勞工，行動一律軍事化。學生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生活上不得溫飽，實際上同服勞役沒有區别。
鐵嶺縣協和會本部設在南馬路中段的一座兩層樓内（今爲南馬路市場西部），由日本人道主土剛創辦。後來，協和會鐵嶺市本部也設在這裏。
鐵嶺縣協和會本部部長金某某，事務長爲日本人也村(cūn)宗一、小黑三良、崎山信義、道主土剛（駐會，掌實權），部員(yuán)有朱喜孔等人，還有部員(yuán)補、雇員(yuán)、囑托。下設指導班、庶務班、青少年班、青年訓練所等。市有協和義勇奉公隊。僞鐵嶺縣下設26個村(cūn)級協和會，僞鐵嶺市下設6個區協和分會。
1934年，并原縣協和會本部成立。下設指導班、庶務班、青少年班、奉公隊班等。均由日本人掌實權，中國人隻能充任部員(yuán)、部員(yuán)補、工作員(yuán)、傭人。
據1934年的僞縣公署政治概要載：昌圖縣協和會本部委員(yuán)會設在教育局内，會長由縣長康濟兼任，副會長爲佐藤半重（日本人），常務委員(yuán)中川檢懋（日本人），另有教育會長黃殿舉、警察隊副隊長徐珠、女高吳校長等各界代表22人組成。從事宣傳“日滿親善”，宣傳僞滿之“建國精神”，積極爲日僞當局效命，被人民群衆背地裏稱之爲“協和壞”。
昌圖縣的協和會活動極爲活躍，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甚至參與對黑市貿易的偵緝工作。昌圖縣教育局在縣協和會的督饬下，于康德元年（1934年）3月1日下令，讓各學校一律組織固定宣撫班，定期召集全體學生及附近群衆到校聽(tīng)講王道主義及協和會的5項宗旨，以期使民衆徹底了解僞滿洲國之時事，必要時則由協和會臨時組織移動宣撫班，分期赴各村(cūn)鎮進行宣撫，以使一般民衆所謂“思想日新”。
1936年9月15日，“滿洲帝國協和會西豐縣本部”成立，地址在西豐縣城大通街，設部長、副部長、事務長、部員(yuán)、雇員(yuán)。副部長日本人田邊登，事務長近滕治作。以後曆任日本人副縣長都在協和會兼職。協和會在縣城、農村(cūn)都設有分會，它不僅對人民群衆灌輸“建國精神”、“日滿親善、一心一德”、“民族協和”、“王道樂土”等法西斯思想，而且廣泛地
參與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掠奪。1938年3月1日，建立了西豐縣“青年訓練所”，地址在西豐縣城大西門裏，日本人甲田朔雄爲專任指導員(yuán)，一年訓練3期，每期75天畢業。
1938年6月，康平縣協和會本部成立。
至此，遼北地區各縣都建立了協和會。
遼北人民恨透了協和會，将其稱爲“協和壞”、“蠍虎會”。當時有一首民謠稱：“蠍虎會，真蠍虎，家家戶戶受監督。受監督，被搜查，他們原來是(shì)警察。”協和會的工作範圍很大，圍剿抗日武裝，進行監視群衆言行的特務活動，從思想上控制群衆，催督糧谷出荷，動員(yuán)勤勞奉仕、抓勞工，實行經濟統制政策，無所不作，實質上就是(shì)日僞政府的傳聲筒，它爲推行僞政權的反動法令而積極效力。所以當時的民謠稱：“前面走着讨伐隊，後面跟着協和會”，“政府放(fàng)個屁，協和會唱(chàng)台戲”。
協和會的任務是(shì)“宣德達情”，實質上就是(shì)進行反動的宣傳鼓動工作。宣德就是(shì)宣傳日僞的“德政”、“民族協和”、“日滿一心一德”，實質上是(shì)對人民群衆在思想上進行奴化教育；達情就是(shì)将下面百姓的反映上報中央，實質上是(shì)對人民群衆言行的監視。“宣德達情”實質上就是(shì)作爲日本關東軍和僞滿洲國的别動隊，協助實施各項統治與掠奪政策。
協和會在用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思想麻醉、毒害和控制遼北人民方面，在幫助日僞政權鎮壓遼北人民方面，都起了相(xiàng)當大的作用，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從精神上奴役與統治遼北人民的工具。遼北地區各縣協和會利用一切機會，采取各種形式進行反動宣傳、大肆進行反共政治活動，參與鎮壓抗日武裝，大搞什麽飛機獻納運動等等。
協和會還夥同經濟警察大抓經濟犯，進行所謂撲滅黑市交易運動。實質上就是(shì)配合日僞經濟統制，推行糧食配給制，支持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法西斯戰争，變僞滿洲國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兵站基地。
此外，掠奪農民的所謂“農業增産出荷運動”（“出荷”即強迫農民交售農産品）、還有“礦工增産運動”、“國民儲蓄運動”、動員(yuán)青年和學生負擔沉重勞役的“勤勞奉仕運動”等等，都是(shì)由遼北地區各縣僞政權和協和會，以及有關日僞機構勾結起來幹的。這些活動實質上是(shì)把遼北地區的各行各業都變成了“協和運動”的組成部分，對所有人民群衆進行法西斯式的奴役，積極配合與支持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華戰争，把遼北人民拖進了苦難的戰争深淵之中。
協和會根據1937年1月僞民政部、軍政部、蒙政部發布的《青年訓練規定》，負責對16歲一19歲的青年的訓練。鐵嶺縣協和會成立了青年訓練所，先後設在南門附近、火(huǒ)神廟(現(xiàn)13小學),由劉玉勝、李紀友(yǒu)任教練。開原縣協和會的青年訓練所有職員(yuán)7人，每年招收2期青年進行訓練，每期招收60－100人，每期訓練3個月。上午是(shì)軍事訓練課，由軍隊派
軍官、軍士負責指揮；下午上文化課，宣傳“日滿一心一德”、“民族協和”等奴化教育内容。
日本發動太平洋侵略戰争後，遼北地區各縣協和會本部開展了獻納飛機運動和獻納金屬鋼鐵運動。1943年秋天。昌圖縣協和會縣本部主辦，由全縣人民攤派獻金20萬元，給日本關東軍獻紛飛機1架。1944年秋，開原縣協和會縣本部主辦。由全縣人民攤派，迫使人民獻金40萬元，給日本軍隊獻納飛機2架。此外，開原、昌圖、西豐還開展了“八分錢獻金運動”，每月8日由協和分會讓當地人民交8分錢以上“獻金”，然後由縣統一上交省本部，給日本關東軍獻納飛機。
協和會還負責對青少年進行法西斯式的控制和奴役。康平縣協和會在各校組織了“宣撫班”，對學生及當地群衆進行“親日”宣傳，并指令“宣撫班”随時了解“民間動态”，随時上報給協和會．再由協和會按月呈報警察機關。在協和會的參與下。遼北地區各縣的青少年學生被迫參加各種法西斯訓練和軍事訓練，被迫負擔各種沉重勞役。日僞當局宣布，學生勞動不合格就不予畢業。開原國民高等學校的2個班和昌圖國民高等學校四年級甲班被派到公主嶺，參加修建飛機場的“勤勞奉仕”勞動，吃的是(shì)粗高粱米飯，而勞動強度很大，勞動要求很嚴，稍有不慎就會遭到日本人的打罵。昌圖國高四年級乙班學生在縣内參加“勤勞奉仕”，從事勞動和農事調查長達1年之久。鐵嶺國民高等學校的學生被派往奉天（今沈陽）的工廠勞動，彌補勞動力的不足，直到僞滿洲國垮台。
每當有什麽反動法令需要各縣僞政權推行，各縣協和會都負責配合和宣傳。征國兵，要勞工，征收出荷糧、軍草、軍馬，都有協和會參與；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毒害和奴役青少年以及壯年人，監視學校中的進步師生，也有協和會參與。由此可見(jiàn)，協和會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統治遼北人民的得力工具。
三“清鄉并屯”政策及其惡果
在同抗日武裝力量的作戰中，日本帝國主義認識到不能單純依靠武力“讨伐”，對付頑強戰鬥的抗日武裝力量，必須想方設法切斷抗日武裝與民衆的血肉聯系，阻止抗日武裝與
民衆的結合。“清鄉并屯”政策就是(shì)在這種情況下出籠了。即用燒房、槍殺等恐怖手段，強迫分散居往在抗日武裝活動地區的民衆離(lí)開原住地，遷往日僞指定的地點，組成日僞軍警直接控制下名曰“集團部落”的大村(cūn)落；在大村(cūn)落裏，日僞實行嚴酷的法西斯統治，不許民衆有任何言行自由。遼北地區鐵嶺、開原、西豐、法庫、康平等縣僞政權都積極推行了這一政策。“集團部落”的建立，實質上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人民實行殖民統治的法西斯集中營（即人圈）。
1932年9月,僞滿洲國成立了清鄉委員(yuán)會。遼北地區各縣也随之建立了清鄉委員(yuán)會（後改爲治安維持會），配合軍事鎮壓，強行收繳武器，拼湊漢奸“自衛團”，查戶口，推行保甲制度，設立交通通訊網，搜集情報，進行反動宣傳等，對遼北人民進行殘酷的政治統治與殘害。
從1932年8月起，根據日僞反動法令，鐵嶺縣城鄉收繳各種槍1059O支、子彈11.2萬發。1934年11月25日，康平縣城鄉收繳各種槍支146支，子彈2276發。其他各縣也都先後執行了《暫行槍炮取締規則》，強行收繳民間的槍支彈藥。
1933年4月21日，遼北地區各縣先後貫徹執行不準種植高杆作物的命令。即在縣城附近1.5公裏以内，集鎮1公裏以内，鐵路兩側0.5公裏以内，公路兩旁0.5公裏以内禁止種植高粱、玉米等。其目的是(shì)防止抗日武裝利用青紗帳爲掩護，這種無理要求一直持續到僞滿洲國垮台。
1933年12月22曰，僞滿公布《暫行保甲法），遼北地區各縣先後建立了保甲制度。僞滿的保甲制度，是(shì)中國曆史上封建專制統治與日本法西斯統治的混合體，是(shì)極端反動殘暴的制度。将居民以10戶爲1牌，一個村(cūn)爲1甲，一個警察區域内的若幹甲爲l保，分别設牌長、甲長、保長。如果某一牌出現(xiàn)所謂“擾亂治安”的“犯罪人”各戶負有連帶責任，課以“連坐金”。
從1934年12月至1938年9月，遼北地區各縣執行了僞民政部發布的《集團部落建設文告》，推行清鄉歸屯的“集團部落”政策。鐵嶺縣東部山區白旗寨、雞冠山、大甸子、李千戶一帶的許多農民被趕下山來，被迫離(lí)開世代居往的溝溝岔岔，遷入大村(cūn)裏居住。白旗寨原有53個屯，被并掉39個屯；孤家子周圍20裏30個屯的居民都被迫遷入孤家子集中居住；雞冠山一帶有10多個堡子的農民被趕下山來，房舍被燒毀。
1935年，開原縣把166個村(cūn)歸并爲78個村(cūn)（含劃出的5個）；1941年，開原又(yòu)将73個村(cūn)并爲37個村(cūn)，對人民實行更加嚴密的法西斯統治。1939年3月，僞開原縣城廂警察署特搜班長北島吉人奉縣特搜班總班長星野忠義的命令，指揮4名特務到周家窩棚附近的山中執行集家任務。北島吉人先把1名屯長和2名牌長抓來，命令他們執行集家并屯，遭到拒絕後，北島吉人怒罵他們是(shì)反滿抗日分子，并和部下一齊毆打他們。臨走時威脅說，下次再來還不執行就燒房子。接着，北島吉人等又(yòu)到了威遠堡，在那裏也強制村(cūn)長執行集家工作。北島吉人返回城廂警察署後，将工作情況向星野做了報告。10天以後，警務主任豐山莊一郎警尉帶領署長王龍石警佐等4名警察（都是(shì)中國人）來到該地，将周家窩棚附近35戶（150口人）的房屋破壞，強行将這些戶遷入周家窩棚村(cūn)，并修築了高4米、寬1米、長350米的土牆。破壞了150多名平民的正常生活，使一些農民被迫放(fàng)棄了距離(lí)遠的耕地。
1936年9月中旬，僞法庫縣将秀水河子上遊和靠近遼河沿岸地區的零散小村(cūn)落全部并入大村(cūn)。
1936年間，僞康平縣在全縣并掉了66個村(cūn)屯，将居民3674戶、23618人遷入大村(cūn)；并在遼河沿岸的第二區和與内蒙古毗連的第三、四區建立了9個防衛部落，挖塹壕，設鐵絲網，加強警力和組建“自衛團”，防止抗聯隊伍入境。
1938年秋，西豐全縣實行“歸屯并戶”，把分散居住在山溝裏的農戶，限期歸到“部落”。在部落周圍措壕溝、砌圍牆，車馬行人出人均走大門，晚上設崗巡邏。西豐縣拐磨子溝原有55戶人家，被迫遷入拐磨部落的28戶，遷入永豐、大慶陽部落的13戶；被逼得逃往外地的14戶。
歸屯并戶和制造集團部落的過程，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對遼北人民群衆大施淫威的過程。他們強迫小村(cūn)莊的農民離(lí)開世代居住的土地家園，遷到指定的部落之内。對原來的村(cūn)莊實行燒光、殺光和搶光的政策，制造無人區。1938年秋，僞警察來到西豐縣拐磨子溝，将不願意搬遷的童萬林家的3間草房點着。霎時黑煙四起，火(huǒ)苗直竄。同時，東溝裏幾家的房子也都冒起了黑煙不長時間，房子就燒落了架。在值此刻，突然急風四起，陰雲密布，雷聲轟鳴，電光閃閃，下起了大雨(yǔ)。将在露天的老百數和搶出來的東西全部淋濕。不久，雨(yǔ)過天晴，火(huǒ)滅了，半塌的房屋、七零八亂的東西，場面十分凄慘。整了拐磨子溝有33個大院、470多間房子被毀于一旦，變成一片廢墟。
每個集團部落容納30至50戶，多者100餘戶。部落的位置避開山區，盡量設在平原，四周見(jiàn)方或爲矩形，外圍挖土壕，上向内翻形成土牆，四周設有炮樓，也有四周圍上鐵絲網的。各部落之間的距離(lí)以步行2小時能夠到達爲限。群衆出入要挂号，種地也不準離(lí)部落太遠，緻使大片耕地撂荒。西豐縣在1938年全縣耕地爲212萬畝，1939年時僅有184萬畝，耕地減少了13％。住的房子更是(shì)破陋不堪，由幹拆舊(jiù)房蓋新房，時間緊物資缺，隻好草率完工。蓋不起新房的，隻好投親靠友(yǒu)或搭馬架子、挖地窨子。人口高度集中，衛生條件很差，饑寒交迫，病死、凍死、餓死的人很多。鐵嶺縣下峪村(cūn)貧苦農民耿萬一家10口人，一天就死了7口；夾河廠村(cūn)農民師成樣一家6口人全都病死。西豐縣拐磨部落劉某的妻子在寒冬臘月生了一對雙胞胎男孩，先後因凍、病而死去(qù)。不久，劉某的7歲大女兒也因病而死。張德民的祖母一直眷戀祖居，含淚搬遷到部落後憂郁成疾，年僅53歲病逝。不久，張家12歲的女孩小蘭子也得病死去(qù)。
清鄉并屯給遼北人民群衆帶來極大的災難，造成耕地撂荒、糧食不夠吃，以野菜、樹(shù)葉、草根充饑的現(xiàn)象經常發生。造成傳染病蔓延，許多人因病死亡；造成許多人背井離(lí)鄉，流離(lí)失所，在死亡線(xiàn)上掙紮；将群衆直接置于日僞監視之下，使群衆在政治高壓下失去(qù)了言行自由。因此，當年西豐縣民謠稱：“歸屯集家房倒屋塌，挖壕砌牆扔掉莊稼，家家遭難缺吃沒花，日本鬼子敗了大家。”
四、勤勞奉仕與勤勞奉公
“勤勞奉仕”與“勤勞奉公”是(shì)僞滿洲國期間日僞采取強制手段逼迫東北青年和青少年進行無償勞動的一種奴役方式。這種奴役勞動在東北各地普遍推行。
“勤勞奉仕”最初是(shì)作爲一個運動于1939年推出的。“奉仕”是(shì)日語服務、效力的意思，就是(shì)要求青少年毫無怨言地積極爲日僞效力。勤勞奉仕運動奴役的對象相(xiàng)當廣泛。它包括各個階層，有機關團體的職員(yuán)，有學生，主要是(shì)青少年。
1935年5月9日，日僞下令東北各地組建“建設勤勞奉仕隊”，同年6月7日，又(yòu)正式公布了《滿洲建設勤勞奉仕隊編成要綱》，明令要求青年和青少年必須參加。《要綱》将參加勤勞奉仕隊的青年劃分爲兩類，即甲種隊和乙種隊。甲種隊爲一般青年，乙種隊主要爲學生。此外，還有女子青年團，其實也是(shì)勤勞奉仕隊。
“勤勞奉仕爲國家，東亞戰争得了勝，要買什麽有什麽……”，這是(shì)日僞統治時期，宣揚勤勞奉仕的偉大意義的歌曲。其實，勤勞奉仕從始至終都是(shì)一種強制的奴役性勞動。
“勤勞奉仕”運動，開始時主要是(shì)在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勞役中實行，如修建忠靈廟、宮廷府、綠化運動等，都以勤勞奉仕的名義，迫使人民服勞役。從1941年起，勤勞奉仕勞役的軍事性質開始日益厚，運動的規模更大，随着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發展，勤勞奉仕成了征集勞動力的來源之一，勞動項目完全集中于鐵路建設、國防公路建設、增産等方面，勞役時間也相(xiàng)對延長，勤勞奉仕普遍受到與勞工一樣的非人待遇。當年，遼北各縣每5戶人家就有1個人被迫參加勤勞奉仕，青壯年勞力1年要用30至40天參加勤勞奉仕勞動，1941年，太平洋戰争開始以後，就連小學生和國高女學生也要參加勤勞奉仕。學生每年也至少要參加1個月的勤勞奉仕（實給不止1個月）。勤勞奉仕有兩種，一是(shì)臨時任務用短時幹完，一次1個班，輪流參加。還有集中時間，一般在2個月至5個月，多是(shì)高年級和畢業生參加。
勤勞奉仕勞動的項目很多，鐵嶺地方的學生多數是(shì)參加修飛機場、警備道。到山裏修工事、挖山洞，運送軍用物資、防空守備、墾荒種田等。當時勤勞奉仕從上至下有一整套完整的組織機構，在學校裏它是(shì)壓倒一切的特殊科目，而且都是(shì)軍事行動，命令一下，在指定的時間集合出發。學生的勤勞奉仕隊伍，象日本軍隊工兵一樣，頭戴園頂帽，帽檐上印上勤勞奉仕四個大字。飯袋、水壺分背兩肩，腰帶右邊屁股上綁着白羊肚手巾（即白毛巾），左手拿着工具，右臂前後擺動，齊步走，唱(chàng)着軍歌，走向勞動場地．
日僞統治時期，鐵嶺縣國高畢業生參加海城縣的日本軍事工程修築，勞動強度非常大，有的學生由于不适應環境得一種病，有生命危險。沒有醫務室，日本人根本就不理采。當時的級任孫老師懂點醫術，幫助學生預防和治療這種地方病。由于食宿條件非常差，天天吃夾生飯、喝(hē)茶湯，因此學生得病的也很多。
短期勞動，一般在城區。給日本來鐵嶺種水稻的農民修築用土坯堆成的臨時房舍。還給日本人修整軍用倉庫，搬運零件、馬褡子、船(chuán)支、各種槍支、軍用器械等。1944年開始，女學生也參加勤勞奉仕，據僞滿國高學生徐明華回憶，女國高學生參加制袋廠的修複紙(zhǐ)袋勞動。各車間流水作業，勞動強度非常大，一不小心拆壞了紙(zhǐ)袋上的縫口就要受罰。勞動中設有監督崗，誰也不能怠慢(màn)。其次，到食品廠切羅蔔，給日本人制食品．她們回校後都得按要求寫一篇心得、收獲之類的文章。初小學生經常到馬路兩邊撥草，到公園打掃衛生。
1945年4月，昌圖縣國高四年級甲班和開原縣國高四年級兩個班，還有一部分建國大學的學生參加公主嶺日本飛機制造廠的勤勞奉仕。昌圖學生在鉚工車間，給飛機兩翼外皮鉚釘，開原學生給飛機肚子外殼鉚釘。由于學生操作不熟練，日本兵态度非常蠻橫，打罵學生。一次日本兵用鐵錘子打破了開原一各學生的頭，鮮血直流，全體學生向日本關東軍隊長提出抗議(yì)。
學生的食宿條件很差，吃的是(shì)紅高粱米飯和窩窩頭，不夠吃還不熟。學生對此編成有一個順口溜：
“窩火(huǒ)頭，珠淚湯；
傷心飯，苦菜香；
幹起活來懶洋洋；
冒虛汗，心發慌；
思家鄉，想爹娘。”
窩火(huǒ)頭指欠火(huǒ)，湯是(shì)淌的諧音，苦菜香實際是(shì)苦菜湯。日本殖民者驅使學生參加多種奴役勞動，使學生受到深深的傷害。
勤勞奉仕隊實行軍事化管理，日僞爲了從思想上奴化青年，還編了一些歌曲教青年唱(chàng)。每天出早操必須唱(chàng)《勤勞奉仕歌》和《青年之志歌》。這兩首歌的歌詞大意是(shì)：
《勤勞奉仕歌》：“風雲急了，聽(tīng)山上戰角寒喧。眼望青天成一色，方稱我國男兒願。眼往大處瞅，要從小事幹，勤勞奉仕扛在育。欣欣然，庶民如子來，宗廟建。”
《青年之志歌》：“青年青年要立志，切莫自暴自棄。馬援立功寒沙地，班超投筆從戎去(qù)。男兒當自強，寸金難買寸光蔭，吾侪當奮起，莫負少年時”。
1944年冬，在鐵嶺城南10公裏處，新屯至周安屯一帶修建第二個“東京”工程，鐵嶺縣、開原縣、昌圖縣等1O個勤勞奉仕大隊，約1.2人參加修建工程。每個大隊有1個日本人專門監工。勤勞奉仕早6點出操，8點進入工地，晚6點收工。夥食是(shì)和其它工地的勞工一樣的由谷糠、橡子面滲碎小米做成的食物。以至由于勞累、饑惡和水土不服，許多外地的勤勞奉仕得了“稀屢疾痨病”，但(dàn)日本人不給供藥治療，每天都有10多人至20多人死亡。勞動中對完不成任務的都要給予嚴勵懲罰，日本監工身挎戰刀，背着槍，兇殘無比，經常毒打勤勞奉仕隊員(yuán)。鐵嶺縣凡河鎮李風來、阿吉鎮徐永發都曾作爲勤勞車仕隊員(yuán)參加第二個“東京”工程建設，耳聞目睹了日本帝國主義奴役“勤勞奉仕”的種種罪行，身遭其害，死裏逃生。
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殘醋奴役中國人民，日本青年也深受其害。僞滿期間，日本帝國主義曾先後組織征集4500O多名日本國内青年到僞滿洲國參加勤勞奉仕隊，在日本勤勞奉仕隊中，有一般社會男、女青年，在校學生；來自朝鮮的日本青年及在東北地區的日本青年。他們每年4月到東北，從事爲期7個月的勞役。當年在遼北的日本青年勤勞奉仕基本都在遼北的日本農場幹活。
“勤勞奉公”是(shì)僞滿期間又(yòu)一項奴役青年的勞動制度。這項制度是(shì)在勤勞奉仕運動基礎上确立的。由于日本法西斯不斷擴大侵略戰争，僞滿洲國作爲侵略者的後方基地，深感勞動力不足。1942年6月4日，僞滿以與其義務兵役制相(xiàng)照應爲名，建立所謂”國民勤勞奉公制度”，強迫東北青年無償服勞役。6月29日，僞滿民生部發布了《關于勤勞奉公義務人選定要綱》、《國民勤勞奉公制創設要綱》。這兩個《要綱》規定：凡在适齡服兵役因身體等各種原因未服兵役的21歲至23歲的青年男子，每人要無償服1年勞役，分3年完成，通常每年服勞役4個月。當年11月18日，又(yòu)正式公布了《國民勤勞奉公法》。1945年2月，日僞又(yòu)對這一法律進行了修改，将原來現(xiàn)定的1年勞役3年服完，改爲要服3年勞役．分6年服完，每年勞役半年，加重了對青年的奴役和盤剝。
《國民勤勞奉公法》還規定，因個别工程需要，服役期可以延長一年半至兩年。随後，東北各地都組建了勤勞奉公隊．勤奉隊的編組，按地區，準照軍隊形式進行，逃避者要治罪和罰款，民間俗稱勤勞奉公隊的人爲“國兵漏”。“勤勞奉公”隊的勞役内容包括：軍事工程、鐵路和公路的修築，也有從事生産開發、水利建設，農業搶種搶收，抗災搶險等等。日本投降前，“勤勞奉公隊”一直是(shì)重要生産部門的主要勞動力。
“國民勤勞奉公制度”出現(xiàn)後，與先前的勤勞奉仕趨于混合，有些地方籠統地稱之爲“勤奉隊”，遼北地區則仍延用前稱，叫“勤勞奉公隊”。1942年12月23日，僞滿政府又(yòu)公布了《學生勤勞奉公令》，規定大學和相(xiàng)當于大學的教育單位的在校生，要實行“勤勞奉公”，每年組成勤勞奉公隊，在僞滿的國民勤勞奉公隊總司令統轄下服役。爲期1個月至45天。後來又(yòu)擴展到中學（國高），服役期限也有很大增加。學生勤奉隊的勞役内容和一般勤奉隊一樣，完全是(shì)強制性的。無正當理由而不能完成規定的勤勞奉公内容者，不許畢業。
據昌圖縣志提供的資料，從1942年至1945年，昌圖縣按照《國民勤勞奉公法》的規定，每年都征集3000名“勤勞奉公”隊員(yuán)服役。有的修築軍事工程，有的從事水利、公路建設。開原縣曾組成兩批勤勞奉公隊，每次都近千人，第一批去(qù)鐵嶺亂石山掏山洞，趙家台修飛機場，遼源控煤礦；第二批去(qù)黑龍江的金水開山築路修飛機場。、在昌圖，國民高等學校的學生，有的去(qù)外地飛機場服役，有的留校從事生産勞動，身心遭受很大摧殘。在日僞統治的最後兩年，大中學生幾乎是(shì)常年負擔勞役。1944年，鐵嶺國民高等校500餘人，去(qù)海城紅草泡村(cūn)參加勤勞奉公，因吃不飽，勞動強度大，有的學生因勞累患病而死，家住鐵嶺城内小廟子附近的許謂清就死在海城。
六勞工血淚
征勞工和抓勞工，是(shì)日僞政府對東北人民實施的又(yòu)一項奴役勞動政策。1941年以後，随着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線(xiàn)不斷拉長，特别是(shì)爲準備對蘇作戰，大量修築工程、開礦和後勤供應急需勞動力。而當時東北實際可用的勞動力十分缺乏。因此，僞滿洲國政府推出了所謂勞務新體制，核心政策稱作“國民皆勞”。即爲了支持日本帝國主義長期進行侵略戰争，采取一切辦法和手段，強制征集勞動力，強迫老百姓服勞役。
實行“國民皆勞”的具體辦法，在官方文件上被解釋爲“緊急就勞”與“行政供出”。人民俗稱“派勞工”和“抓勞工”。這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強加在東北人民頭上的一場大災難。
1942年2月9日，僞滿洲國民生部公布了《勞動者緊急就勞規則》，從此省、縣、村(cūn)、屯層層下達勞工指标，強制攤派勞工名額，強制農民放(fàng)下自己的土地，背井離(lí)鄉去(qù)從事繁
重的勞役。管勞工的僞官吏、僞警察，借機勒索百姓。有錢有勢的大戶，通過賄賂官吏，可以免征勞工，無錢無勢的貧傭農、佃農則必須去(qù)爲勞工。當時遼北群衆對此編有順口溜：“正月裏來正月正，普查戶口要勞工，有錢人家花錢雇，無錢人家自己頂。”說的就是(shì)這種情況。以至于僞民生部勞務司長齊藤武雄也承認，“随同供出而引起了攤派問題，由于數額增高，農民之負擔加重。”
當年遼北地區征勞工的數量通常都占勞動力總數的10％至20％左右。昌圖縣當時有10萬戶，50多萬人口，8萬多勞力，從1942年至1945年,每年出勞工800O至1.5萬以上。開原縣小山崗堡當時有99戶人家，夠勞動力的不足50人，一次勞工就出10多人。1943年以後，征勞工更加額繁，有時1年征3一4次勞工。昌圖通江口地區是(shì)征集勞工的重災區，全村(cūn)750多戶，3750多口人，600多勞動力，1943年至1944年就下達勞工票(piào)2000名額。農民苑振華勞工号是(shì)1ll7，當街村(cūn)要到700号時就通知(zhī)他去(qù)服勞工（由于村(cūn)書(shū)僞職人員(yuán)作弊，竄走400個勞工号）。正值他在地主家扛活，不得已花了600元錢傭别人替他出勞工。可是(shì)不到6個月又(yòu)下來勞工号，他托親求友(yǒu)串通地方官吏，又(yòu)花了200元錢，才允許緩期出勞工。昌圖站馬仲河村(cūn)施付山，也靠扛大活養家糊口，他也是(shì)1年之内攤上兩個勞工号，兩次抛下年邁的老母和媳婦、孩子，使他們靠讨飯渡日。遼河邊大四家子村(cūn)孫喜賢，1943年春天攤上個勞工号後，風餐露宿，晝伏夜出，隐避了幾個月，可秋天剛到又(yòu)下來勞工号，街村(cūn)幹部多次到他家培抓，叨難家屬，實在挺不過去(qù)了，也不得已不抛下老母親和一個年幼的弟(dì)弟(dì)在家，去(qù)鐵嶺“亂石山工程”當了8個月勞工。
1943年後，征集勞工已十分困難，勞工隊不斷發生逃跑的情況，于是(shì)僞滿洲國政府又(yòu)以“行政供出”爲名，使各地用抓捕的辦法，每年從社會上抓“浮浪”以補充勞工不足。于是(shì)各僞縣、區、村(cūn)屯主管人員(yuán)、，僞警察全員(yuán)出動，進行大規模搜捕，實行抓勞工。昌圖縣統一行動過3次，每次都抓1000－2000人，送出去(qù)當勞工，每次抓勞工都象抓犯人一樣，非打即罵，‘用繩子綁上，武裝看押。1943年後，平時就有僞警察，村(cūn)屯官吏，特别是(shì)漢奸狗腿子等，闖入民宅、一集市、街上抓勞工。每年在家中或集市上被抓勞工，僅昌圖縣統計，也有幾百人。1944年春，昌圖箱箱樹(shù)的李彩文攤上個勞工号，他花300無聞人替他出了勞工，可是(shì)幾個月後的5月19晚上，又(yòu)被警察抓了去(qù)，送到西安煤礦當了9個半月勞工。扔在家中年邁的父母艱辛地撫養5個年幼的孩子，一個兒子得病沒錢醫治死去(qù)，他在煤礦聽(tīng)到這一惡噩，來一股急火(huǒ)也得了一場大病好險死去(qù)。1942年後，西豐縣也經常要勞工和抓勞工，組成西豐勞工大隊送往礦山、邊防從事非人的勞役。僅1945年送達西安煤礦的勞工就達2000多人。1944年開原共抓捕勞工800多人。送到日灣台、三道卡子附近具李子溝的高山上、森林裏伐木修路。鐵嶺縣僅據鎮西堡一個村(cūn)調查就有590多人出勞工。
凡被征抓的勞工，普遍遭到殘酷的奴役和壓迫。勞工被征用、被抓用，多數是(shì)武器看押，從至幹被綁着，被裝在悶罐車上，車門上鎖，不管路途多遠，大小便、吃飯、睡覺都在車裏。據昌圖生還的群工說：“有的被綁在車上，在車裏多數是(shì)小工頭看守。去(qù)黑龍江、内蒙古國境線(xiàn)上的勞工，都是(shì)坐悶罐車，由軍人看押，以至于不少勞工走到中途就病倒車裏，個别也有死在車上的。”
勞工們的生活是(shì)最凄苦的。據昌圖去(qù)博克圖林區修建孫吳軍事工程的勞工說，他們常年住地窖子，一年四季在外邊幹活，在外邊吃飯。西安煤礦的勞工住工棚子，房子很小，冬冷夏熱，冬季蓋麻袋片，枕磚頭睡覺。大小把頭，武裝警察，如狼似虎，晝夜監視，礦區周圍還安着電網，把勞工當囚犯一樣對待。勞工們在這裏失去(qù)了他們的人身自由。
勞工們的勞動時間，者遍是(shì)10至12小時，最長的12至14小時。1942年一個關東軍高級參謀詭辯說到：“滿人向有黎明出勞薄暮歸合之習慣，如任意将其勞作時間加以縮短，不但(dàn)使其勞動效率因此降低，并能養成其懶惰習慣。”由于勞動時間長，勞動條件惡劣，生産力水平又(yòu)極端低下，特别是(shì)勞動強度大，一般都承受不了。另立方面又(yòu)由于普遍吃不飽，一天3頓稀飯，而且有些勞工吃不到糧食，靠橡子面充饑。長年咱不到青菜，一天隻能吃到幾根堿萊；有些工地本來就糧食不足，還叫大小把頭克扣去(qù)一些，所以造成勞工們處于半饑餓壯态，普遍營養不良，多數身染疾病。特别是(shì)整天在礦井下、森林裏幹活的勞工，得病的更多。尤其殘酷的是(shì)勞工有病無醫無藥不給治療，卻逼着勞工帶病于活，幹的少一點、差一點，大小把頭就棍棒相(xiàng)加，毒打勞工。所以勞工最怕得病，得病就是(shì)“九死一生”,據去(qù)西安煤礦生還的勞工說，1944年前，勞工死了給點煤油火(huǒ)化，以後勞工死多了，火(huǒ)化不過來隻好死後理上了事，有時連埋都顧不過來，隻能扔在溝裏，暴屍在荒野上。不少勞工死了，家屬見(jiàn)不到屍體。據在黑龍江孫吳軍事工程的勞工說，那裏的日本人對中國勞工殘暴到将病重的人帶着活氣扔進狼狗圈。
遼北各縣的幾批勞工。普遍在大小把頭、警察、特務的高壓統治下，從事着繁重的勞役。勞工生活的配給是(shì)很有限的，但(dàn)掌握配給權利的大小把頭等仍從中克扣，強行勒索财物。有的把頭把勞工的口糧拿到市場出售；有的把頭經營飯店、賣店，牟取暴利剝削勞工。更嚴重的是(shì)警察、特務等敲詐勞工錢财，栽髒陷害，安上政治犯、嫌疑犯的罪名，被秘密監視、跟蹤、盯哨，有的被判刑或秘密處死。
遼北各縣所出勞工非正常死亡無計其數。大部分因勞累過渡、因病而死，也有因饑餓而死，被工頭、警察打死等。少數由于逃跑觸電網緻死。
昌圖縣1942年至1945年計出勞工3．2萬人，生還3萬人，死在外邊2000餘人，是(shì)勞工總數的6.25％。而死于西安煤礦和黑龍江孫吳軍事工程的勞工更多。1945年5回去(qù)西安煤礦500名勞工，生還的隻有127人，同年去(qù)孫吳工程1200名勞工，到期未歸的有200多人，下落不明。西安煤礦發生井下瓦斯爆炸，一次熏死600多名勞工。據生還的勞工李彩文介紹，一次坑口出現(xiàn)塌方，有幾十人逃到井口處，但(dàn)日本把頭不讓出來，用木棒打了回去(qù)，結果這些人都壓死在井口邊上。1943年春，金家鎮出勞工50人，7月份就死26人。通江口勞工韓明閣、王德昌，郭老疙瘩在西安煤礦被把頭打死在井下；核既街張武去(qù)西安當勞工時帶有20元錢，日本把頭想敲詐，他不從，日本把頭借故用鎬把把他活活打死；亮中萬安村(cūn)施恩山在亂石山當勞工，整天打山洞，13至14小時的工作時間，被活活累死；黑咕溝馬四等用多名勞工，集體外逃，被電網電死；馬仲村(cūn)李福、白金臣因患病未能出工，被日本把頭拖到工地，當勞工面毒打一頓之後，硬逼着幹活，兩天後兩人死去(qù)。1942年去(qù)博克圖林區逃回的勞工張文說；他們38人，在超期服役兩個多月時，經密謀，家體逃跑出來。開始在原始森林裏，大家一起晝伏夜行，手持打鬥工具走了半個多月才走出林區。在山裏餓了吃野菜，渴了喝(hē)雨(yǔ)水。出山後化整爲零，在當地群衆幫助下換掉勞工服，3至5人一夥，不敢坐火(huǒ)車，專走草道,餓了進屯要着吃。累了睡在野地裏，醒了接着走，一個多月後才摸到家門，但(dàn)總共隻有9人與家人團聚，其餘都累死、病死在路上；大窪村(cūn)李富去(qù)孫吳工程當勞工，幹滿6個月後，日本把頭不放(fàng)，他随别人一起逃了出來，走了一個多月才回到家，但(dàn)已被凍掉了一隻腳，落了個終身殘廢。
鐵嶺縣所出勞工死傷人數已無從考證，但(dàn)白旗寨夾河廠村(cūn)出勞工40人死亡15人，死亡率爲37.5％。熊官屯鄉大白梨溝的揣恩樸、黃金溝的賀良林，新台子鄉請民屯的周志斌、施萬公等都是(shì)在當勞工時因饑餓、勞累、遭毒打而死。鎮西堡村(cūn)民黃國寶10個腳趾在“亂石山工程”當勞工時凍掉，鐵嶺種畜場老宜台村(cūn)民劉玉華的父親和大哥被抓勞工後，大哥累吐血而死，父親逃出勞工棚，餓死在路上，劉玉華14歲時亦被抓勞工，“光複”後才得救，等等。
遼北各縣大批勞工，在封建把頭、警察、憲兵的殘醋奴役和迫害下，身心普遍受到摧殘，或成爲殘廢，或家破人亡、妻離(lí)子散，成爲遼北曆史上一場深重的大浩動、大災難。但(dàn)遼北人民在被征、被抓勞工時，都不甘心遭受B寇的摧殘，從執行攤派勞工開始到抓分上，及去(qù)服役的整個過程中，一直在同僞政府官吏。警察，勞工把頭們做殊死的鬥争。昌圖古于樹(shù)村(cūn)劉景山和抓勞工的警察在一起，砍倒警察逃跑出來；老城七家子的黃廣芝也因抓他當勞工與僞村(cūn)長、棒子隊打在一起，後自己逃跑。去(qù)服役的勞工多數采取消極怠工，故意制造生産事故，破壞生産工具，磨洋工等方法對付日本把頭，也有的公開抵制據理開展合法鬥争，也有的勞工偷着逃跑，甚至結夥打死工頭、日本把頭。随着日本帝國主義的日趨失敗，鬥争也越來越尖銳、明朗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僞洲國跨台。遼北各縣正在服役的幾萬名勞工，從日本侵略者的摧殘下．從大小把頭、警察、憲兵的皮鞭下，從饑餓、病痛的呻吟中，從水深火(huǒ)勢的奴役下，從陰森恐怖的礦井裏，軍事工程工地上被徹底地解放(fàng)出來，返回自己的家鄉與親人們團聚。受苦受難的勞工們從心田裏唱(chàng)起“勞工歎”：
“窮人當勞工，去(qù)了黑河省，連打帶餓累得把病生，倒在勞工棚，啊！老鄉們哪，倒在勞工棚……。
勞工得了病，無人來照應，誰給抓藥請先生，死在了勞工棚，啊！老鄉們哪，死在了勞工棚……。
父母沒見(jiàn)面，妻子不相(xiàng)逢，抛下那老小無人來照應，誰能來心痛，啊！老鄉們哪，誰能來心痛……。
月兒彎彎照九洲，東北那光複日本被接收，亡國奴當到了頭。啊！老鄉們哪，亡國奴當到了頭……。”
七思想矯正院與抓捕“思想犯”、“經濟犯”
僞滿洲國期間，日僞當局頒布了一系列旨在迫害東北人民的法西斯法令，日僞又(yòu)依據這些法令殘害、殘殺了無數中國老百姓，遼北人民也深受災難。
1943年9月18日，日僞頒布了任意迫害人民的所謂《保安矯正法》和《思想矯正法》。概括起來說：《保安矯正法》就是(shì)把“認爲有犯罪危險的人”送進特設的矯正輔導院，進行“精神訓練”同時，強迫從事沉重的勞役；《思想矯正法》是(shì)對可能犯有政治罪者，實行“預防拘禁”，同時施以勞役。這既可以對中國人民進行法西湖的高壓，又(yòu)可以将被迫害的群衆作爲急需的勞動力來奴役。日本軍、警、憲、特根據這樣的反動法令，隻需加上個“有犯罪可能”的帽子，就可以随意地把任何一個人抓走，并投入獄中。實際上，這兩項反動法令正式公布之前，在光天化日之下任意捕人的暴行已在進行，法令的發布對這一法西斯行徑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并進一步提供了法律依據。捕人有兩種辦法，一是(shì)所謂“個别逮捕”，個别逮捕，對任何行爲中的人都可以放(fàng)逮撲，包括外出上街或旅行中的人。二是(shì)所謂“一齊索出”，也是(shì)最殘暴的方法，即所謂“抓浮浪”，一次大批地、集中地抓捕中國平民百姓。當時遼北有“防犯周”等捕人名目，基本天天進行抓人。1944年法庫城内就有幾次大搜捕，将所抓“犯人”送入“矯正院”等處。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操縱下，法庫韓家堡“思想矯正院”、開原“矯正輔導院”應運而生。韓家窩堡“矯正院”又(yòu)名“司法輔翼協會訓練所”，隸屬于“司法輔翼協會”，是(shì)在鐵嶺、法庫、康平3縣範圍内執地法西斯法令，殘害奴役遼北人民的一個派出機構。
韓家窩堡“矯正院”的預計規模很大，征用了100多響荒地準備建院。“矯正院”有所長佐藤。及具體主持工作的植田、鳥月3個日本人，下設股級機構。佐藤配備有1棵手槍、1棵鳥槍和1條狼狗。并配有1台專用小汽車。
在韓家窩堡矯正院，習慣上把“犯人”叫“流浪者”，而實際“報表”上所填的都是(shì)“反滿抗日”的“思想犯”，看守們對“犯人’”可以任意施刑，隻要他們獸性大發，不管什麽性質的“犯人”，更不論“罪過大小”，洋鎬把劈頭蓋腦一陣亂打，常常有人被打死、打傷。他們還常常把“犯人”集合起來，使之在被打“犯人”周圍或立或跪，令其目睹慘壯，以圖鎮壓“圖謀不軌者”。一次夜裏，由鐵嶺開送來一卡車“犯人”，下車後發現(xiàn)有人要逃跑，看守們兇相(xiàng)畢露，亂棒齊下，多數人被當場打死，餘下幾個重傷者，不出幾日，幾經折磨，也都死去(qù)。韓家窩堡一矯正院”一裏的“犯人”來時不登記，死去(qù)不除名，是(shì)真正的草菅人命。而當殘存人數太少時，他們就按比例數向鐵、法、康三縣僞警務科“攤派”要人，各縣總是(shì)如數送上無誤。
韓家窩堡矯正院裏，“犯人”住的是(shì)常年不燒火(huǒ)的土炕，以至于腳跟底下都長出了綠草，人是(shì)一個擠一個地睡，一宿不得翻身，不準動彈，稍有活動，看守一棒子打在頭上，随時都有喪身之禍。爲防止逃跑，“犯人”在睡前衣服都要脫得精光堆在一起。夥食是(shì)一天二頓飯，高梁米裏一半是(shì)帶皮的高梁，不管涼酸、冷硬，一人一碗，副食是(shì)一頓一條鹹菜。“犯人”的勞動條件惡劣，勞動強度很大。他們被成群驅趕到田野裏，爲防止逃跑，讓他們亦身裸體，幾人拉一付梨杖開荒種田。看守們手持鞭子、洋鎬把随意抽打，稍一直腰就會遭到鞭抽棒打，不允許分辯。“犯人”完全被當成會說話(huà)的“牲畜”，吃的豬狗食，出的是(shì)牛馬力，“犯人”在精神和肉體上受到殘酷的摧殘。
“矯正院”裏被打傷的重病号和“犯人”患病，不給治療，不給飯吃，不許呻吟，這要不斷地殘酷折磨，直至死掉爲止。當時在韓家窩堡附近，民屯兩邊，去(qù)諸家窩堡道旁，都有埋人坑，多數是(shì)帶氣被埋掉、或扔進狼狗圈。矯正院的惡劣條件，日僞當局也不能否認，據僞滿第十二次司法會議(yì)記錄記載：“因衛生設備之不完全及防疫措施不足，以緻罹惡疫而引起之死亡不幸事件甚多”。
“矯正院”裏對待“犯人”往往不受一般法律規範的約束，如《矯正輔導院令》曾規定對收容的人必要時可以使用刑具，包括捕繩、聯鐵、手铐、防聲具、保持衣等，并可根據情況并用。然而韓家窩堡“矯正院”，開原“矯正院”裏皮鞭、洋鎬把、狼狗等等一些非正常刑具卻屢使“犯人”慘遭殺害，遭受到非人的磨難。在韓家窩堡“矯正院”還有兩種刑罰更使人毛骨矗然，一個是(shì)往“犯人”頭上澆開水，在撕心裂肺的慘叫聲中，日寇，漢奸得到心慰；一個是(shì)被脫光衣服在院子裏整宿罰跪，直至凍死爲止。開原“矯正院”常将半死不活的“犯人”扔進狼狗圈喂狼狗。據不完全統計，韓家窩堡矯正院建院近兩年時間裏受害者就達78人；開原雙秀村(cūn)糧溝屯的陳墨林，老城教軍場北村(cūn)農民王某等以“思想犯”罪名被送進“矯正院”，受盡卻難。
除了抓捕“思想犯”，日僞統治者還抓捕“經濟犯”。在日僞統治時期曾規定中國人“薦任官”（今縣級）以上可售大米，一般百姓吃大米就按“經濟犯”處罰。因此，鐵嶺城南門附近有一家，正在吃大米飯時，突然闖進了警察，主人急咽口中飯被活活噎死；一名婦女回娘家，偷吃頓大米飯，回來時在法庫至鐵嶺的汽車上因暈車嘔吐，車上警察一看他吐的是(shì)白米飯，便以“經濟犯”罪名抓了她。
昌圖通江口地區有王英明、王明魁兩個負責防好反特的特務人員(yuán)。他倆平時專在街面上、村(cūn)屯裏找群衆的麻煩。一次兩人到街上一個香油坊、一個彈棉花的店鋪裏找麻煩，便說他們有“經濟犯罪”，強制店主各拿出300元錢贖罪，并把兩個店主帶到警察署，嚴刑拷打；打得遍體鱗傷、死去(qù)活來也不放(fàng)過，直到家屬交上300元錢後，才算了事。遼此地區被日僞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抓捕的人多不勝舉。在日僞統治的最後兩年裏，所謂的“思想犯”、“經濟犯”、“政治犯”等，随着日僞法西斯的統治日益加劇，其處境更加艱難。遼北人民處于水深火(huǒ)熱之中。
主要參考書(shū)目：
《開原縣志》1993年3月（油印修訂稿）。
《西豐文史資料》第三輯，1991年4月出版。
《法庫縣志》沈陽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
《康平縣志》1990年12月（油印第二稿）。
《僞滿傀儡政權》佟冬等主編，中華書(shū)局1994年1訂出版。
《東北人物大辭典》遼甯人民出版社、遼甯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鐵嶺縣志》遼沈書(shū)社1993年5月出版。
《西豐縣志》1990年5月（油印修訂稿）。
《僞滿憲警統治》佟冬等主編，中華書(shū)局1993年2月出版。
《僞滿洲國史》姜念東等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
《鐵嶺文史資料》第四輯，1988年12月出版。
《銀州文史資料》第一輯，1985年5月出版。
《東北“大讨伐”》佟冬等主編，中華書(shū)局1991年4月出版。
《鐵法文史資料》1990年12月出版。
《康平文史資料》第六輯，1993年9月出版。
《西豐文史資料》第一輯，1987年10月出版。
《開原文史資料》第二輯，1986年11月出版。
《昌圖縣志》1988年12月内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