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俊彥：錫伯族民族精神的象征

■劉興晔關靜

關俊彥年輕時，延邊人民稱贊他爲“民之木铎”；老年時，人們敬稱他“關老”；晚年習練書(shū)法，自号“松江老人”；專家學者尊稱他“選尊”，同志戰友(yǒu)評價他爲“錫伯族革命老人”，組織上定論他爲“錫伯族共産主義戰士”，被人民群衆贊譽爲錫伯“民族精神的象征”。

一、崇尚英雄的錫伯兒郎

關俊彥（1885—1971），字選庭，爲了适應地下革命工作需要，曾化名毅如、立川。1885年2月12日（清光緒十一年農曆二月十三日），關俊彥出生在奉天省開原縣（今遼甯省開原市）的大灣屯。

關俊彥姓瓜爾佳氏，漢姓關。祖先生活在大興安嶺叢林中，是(shì)以射獵爲生的錫伯人。唐代遷至嫩江河谷草原，開始了遊牧兼漁獵生活。明代遷至松花江畔的伯都讷，過着騎射漁獵生活。清初編入八旗正黃旗兵籍，康熙年間南遷至盛京，再遷至開原縣大灣屯。

開原錫伯兵丁們戍守着盛京将軍所轄的開原城，巡防柳條邊、盛京圍場、養息牧廠及其卡倫，管束尚陽堡流人，駐守皇家驿路、遼河漕運及其台站卡倫，他們的家屬則聚居在柳條邊内的大灣屯、小灣屯、老虎頭、譚相(xiàng)台、英守屯、瓜台子等錫伯村(cūn)屯，過着農耕兼漁獵的生活。這些村(cūn)屯散落在遼河及其支流清河、葉赫河、馬仲河、亮子河沖積成的河谷平原上，錫伯兵丁征戰戍守于這柳邊塞上，錫伯大渠（開西灌區總幹渠）又(yòu)把這肥美的河谷草場澆灌成魚米之鄉。關俊彥的先人們湧現(xiàn)出了巴彥、依桑阿等正二品副都統，現(xiàn)在數道聖旨和“錫伯聖碑”巴彥碑記載着他們的豐功偉績。

關俊彥祖父公讷春（關耀鄉）隻生一子，即父親關裕新，兩代人均務農爲業。母親劉氏，勤勞善良。父親那輩隻有關裕新哥兒一個，人丁不旺。關俊彥出生後，他是(shì)這輩的老大，全家希望能兒子成群，于是(shì)給他起了個“連群”的乳名，果然生有兄弟(dì)姊妹六人。一家三代九口人，勤儉自耕五垧田産，每年春耕秋收大忙時，仍需舅祖父來車馬幫忙，尚能維持生活。

錫伯族是(shì)一個崇尚英雄的民族，關俊彥從小就聰明好學，是(shì)一個崇尚英雄的錫伯兒郎。1891年他7歲時入私塾學習，後入開原縣知(zhī)名學者張子綱學館，20歲時轉入傅文翰學館，1904年轉入傅連級學館，受這些愛國知(zhī)識分子進步思想影響，關俊彥開始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立志成爲有益于家國民族之人。

二、最早的反日鬥争與收回“夾江”主權

關俊彥從小就勤學好問，關心國家大事。1906年秋，在奉天農林學堂讀書(shū)的關俊彥，曾代表全校同學參加反對日本展軌安奉鐵路運動，這是(shì)中國最早的反日鬥争之一，活動提高了關俊彥的愛國思想覺悟。

翌年10月，關俊彥以優異成績畢業，被學校留用任園藝科技術員(yuán)。1910年10月，應吉林省吉安府邀請任初等農業學校主任教員(yuán)。就在這時，他突然接到原奉天農業學堂老師、新任北京袁世凱政府農工商部部長陳振生的急電，通知(zhī)他已薦任該部農林司技師，月俸165元，即日赴京報到。面對京官厚祿，他毫不動心，并回信給同學藉漢梁，信中說：“當此關系重大之時，更不應計較個人得失，置延邊百萬生靈、大片國土于不顧，務請向陳振先婉言緻謝。”爲此而謝絕了北京政府聘他爲農林司技師機會，這一做法大出延邊各界人土之意外，一時傳爲佳話(huà)。

從1912年起至1919年，關俊彥主要從事中小學教育工作，并擔任勸學所所長，開始從事反日鬥争。1915年日本帝國主義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妄圖并吞中國。關俊彥聯合延邊四縣農工商界人士，反對袁世凱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舉行了示威遊行。第二年通電聲讨袁世凱的“洪憲帝制”，配合了全國的反袁鬥争。在這期間，還曾組織延邊等縣愛國人士，反對日本修築天圖鐵路和開采天寶礦藏等運動。

關俊彥積極支持朝鮮義士的反日運動。1919年3月14日至4月2日，關俊彥參加了李矗天、倪華山、任靜忱等人發起的聲援朝鮮反日民族獨立運動。1920年，朝鮮愛國志士從事獨立運動，在龍井村(cūn)日本總領事館所在地的朝鮮族愛國志士舉行了示威遊行，日本警察進行了大逮捕。關俊彥在這嚴峻時刻挺身而出，掩護了被日寇追捕的朝鮮青年南世恒、黃金龍、金玉亭等脫險出境。爲支援朝鮮平安北道獨立黨人的革命活動，關俊彥曾專程去(qù)鶴浦車站的一個山溝裏，送去(qù)朝鮮銀行鈔票(piào)三百元，并贈獨立黨黨員(yuán)孫山之父五律一首：“鶴浦停車晚，山鄉泡苦茶。村(cūn)姑容掩映，野老話(huà)桑麻。苛政猛于虎，流民失所家。中韓欣攜手，早日見(jiàn)光華。”

1922年，關俊彥任圖們江水利公司經理。爲了收回“夾江”已失主權及水利權益，向日方正式交涉，據理力争，日本人終于屈服，聲明圖們江中狹長六、七百畝地的孤島“夾江”是(shì)中國一側屬地，保證不再越境向該地朝鮮族農民收租。

1924年12月，關俊彥又(yòu)重返教育界，緻力于發展延邊教育事業，任和龍縣教育局局長，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入關止，共七年零一個月。這一時期不僅對和龍縣教育事業的發展貢獻很大，而且對關俊彥本人的思想轉變，由一個民主主義者成長爲共産主義的戰士，有着很大的影響。

關俊彥抱着興學抗日、教育救國的決心，想把延邊建成一個抗日基地。除改革教育外，還組織話(huà)劇團，演出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反戰話(huà)劇《可憐閨裏月》、兒童歌舞劇《葡萄仙子》、《月明之夜》、《麻雀與小孩》等，創辦圖書(shū)館，藏有魯迅、蔣光慈等左翼作家大批文學作品。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惱羞成怒，在其主辦的朝鮮文《間島新報》上用特号字标題對關俊彥進行造謠污蔑，陷害攻擊。後來得悉，在日軍侵占延邊之前拟定的大逮捕名單中，關俊彥就被列爲第一名。

爲了維護國家主權，伸張正義，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華侵略的行徑和野心，關俊彥等創辦了延邊人民的喉舌《民聲報》。該報負責人中，如蘇稚園、周東郊、孫鐵民等人都是(shì)中共地下黨員(yuán)，關俊彥被選爲該報常委之一，兼任社長職務。與此同時，還成立了國民外交協會。

1928年10月，爲了反對東北當局以五路路權作抵押向日本借款的運動，延邊各界愛國民主人士推選關俊彥等人爲代表，赴長春向吉林省當局的張作相(xiàng)及吉林省議(yì)會、省工商聯合會、省教育會請願，赴沈陽向張學良請願，赴南京向胡漢民、孫科、王正廷等請願。

随着蔣介石叛變革命和北伐戰争的失敗，1929年東北易幟，日本警憲随便逮捕扣押和殺人。面對白色恐怖，關俊彥毫不畏懼，以自己的公開身份爲掩護，直接或間接地掩護了許多同志撤退或轉移。在這些被救護的同志中，有的入關從事革命活動，有的參加了抗日聯軍或到其他地方進行抗日活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關俊彥經李常青介紹，加入了黨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是(shì)年底，他憤然辭去(qù)和龍縣教育局長職務。《民聲報》也被迫宣布停刊，他在停刊詞中悲憤地寫道：“……同人等明知(zhī)覆巢之下，勢無完卵，然猶與敵抗争，堅持數月，其間摒卻敵人種種威脅利誘。同人等在甯爲玉碎，不求瓦全，決不甘心俯首事敵也。”

1932年關俊彥舉家逃到北平後，就任山西省建設廳秘書(shū)兼視察員(yuán)，并尋求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

1933年，适值山西大旱，水利糾紛層出不窮，他被派往晉南臨汾、洪洞、趙城三縣，解決通利渠水利糾紛問題。次年經三縣縣長和全渠十八個村(cūn)民董事出面推薦，關俊彥出任通利渠管理局局長。通利渠是(shì)元代開渠，可引河水灌溉臨、洪、趙三縣農田。趙城位于上遊，該縣地主豪紳借地利之便，用水後即破壞渠道，把水放(fàng)入汾河，緻使洪洞、臨汾缺水成災，餓莩遍野，往往造成械鬥，打死趙城人。趙城又(yòu)賄賂閻錫山派軍隊彈壓，故年年争水有死人者，有一次械鬥竟死32人。關俊彥查清症結，組織水利巡查隊，鳴鑼輪流灌溉，水巡隊監督放(fàng)水，任何人不得私自用水，使三縣農民利益均沾，從而既打擊了趙城地主豪紳的霸道卑劣行爲，又(yòu)維護了三縣農民的利益，廣大民衆無不拍手叫好，民心大悅。于是(shì)多年來未能解決的通利渠水利糾紛，遂告平息。臨汾、洪洞兩縣農民感恩戴德，在渠神廟裏立了關俊彥的長生祿位牌，虔誠地爲這位愛民的“清官”焚香、禱祝。活人牌位被立于廟堂，享受香火(huǒ)供奉，并不多見(jiàn)。

1936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一軍團和十五軍團渡黃河東征抗日，關俊彥在洪洞縣李村(cūn)目睹紅軍東進這一壯舉，深爲紅軍行動神速，紀律嚴明，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而感歎，使他更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的希望在中國共産黨和紅軍這邊。8月，經李常青、董昆一兩同志介紹，關俊彥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此後到1942年6月，他一直是(shì)以社會職業爲掩護，積極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掩護同志，調查收集敵方情報。

1936年8月，他到甘肅省平涼專員(yuán)公署任秘書(shū)，秘密開展和加強東北軍政人員(yuán)抗日反蔣的思想工作。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紅軍大部隊過後，一些零星小股部隊被國民黨67軍截留，交縣看管。關俊彥随收随放(fàng)，多達數百人，一個沒留。“七·七”事變後，他還把三子鶴童、侄子鶴岩二人通過黨員(yuán)同志的引導和幫助，先後送去(qù)參加革命，進行抗戰，表現(xiàn)了一個共産黨員(yuán)無私無畏的崇高品質。

1942年6月，由抗日根據地來北平聘請大學教授的楊伯棣，不慎暴露身份，被捕後供出關俊彥等人。關俊彥在獄中利用“放(fàng)風”機會，時常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等鼓勵同志，堅持鬥争。他曾用充滿抗日救國激情的詩行激勵戰友(yǒu)，其中一首七絕詩的“廬墓已墟頭尚在，山河破碎血還多”，浩氣感人，悲壯不已。1944年10月10日，僞中華民國政府爲了籠絡人心，以“國慶紀念”爲名，實行“大赦”，關俊彥度過二年零七個月的鐵窗生涯，和戰友(yǒu)陳濤、李文保、吳德雨(yǔ)、姬振祥、郭健夫等人同時出獄。

五、投身東北家鄉的解放(fàng)事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争取得最後勝利。9月下旬，中共北平市委城工部劉仁同志在平西蓮花寺先後四次接見(jiàn)了關俊彥、呂谔、姚克萌和王壽俊，詳細審查了他們被捕的經過和在獄中的表現(xiàn)。劉仁征求他們今後打算的個人意見(jiàn)，關俊彥提出回老家，參加解放(fàng)東北的鬥争，11月初劉仁在給東北局寫了介紹信。關俊彥等人啓程出關，在沈陽見(jiàn)到彭真，彭真對他們的情況以及每個人的表現(xiàn)都很清楚，經東北局審查批準，恢複了關俊彥的黨籍，并介紹他們到長春向吉林省委張啓龍和周保中将軍報到。

關俊彥被吉林省委派回延邊後，11月20日第一屆延邊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選舉産生了吉林省延邊政務委員(yuán)會，成立吉林省延邊行政督察專員(yuán)公署，推選關俊彥爲專員(yuán)。關俊彥與副專員(yuán)董昆一發表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延邊行政督察專員(yuán)公署《告延邊同胞書(shū)》，公布了“徹底肅清日僞殘餘和土匪，實行民主平等和民族團結”爲内容的十大施政方針，号召延邊各族人民團結一緻，爲建造自由幸福的新延邊而奮鬥。1948年6月17日，關俊彥受組織委派組建吉林省高等法院，出任院長。他在艱苦條件下，開展全省的司法審判工作，協助黨委積極籌建各縣、市(旗)人民法院。到1949年底，全省已有2市l旗、14個縣成立了人民法院，全面開展了人民審判工作。

新中國于1961年在全國範圍内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吉林省曾是(shì)僞滿洲國首都新京，是(shì)日僞統治的中心，又(yòu)是(shì)解放(fàng)戰争時期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fàng)區的前沿區域，抗美援朝戰争爆發後更處于戰争前哨，因此任務非常艱巨。關俊彥率領省法院全體幹部，指導全省各地人民法院投入了“鎮反”鬥争。他們對逮捕的2000多名敵特分子、土匪頭子、國民黨軍警憲特骨幹分子逐一進行了認真的甄别，懲辦了壞人，保護了好人，對于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保障社會秩序，起到了重大作用。

從1945年1月到1954年，關俊彥先後擔任吉林省延邊專員(yuán)公署第一任專員(yuán)、吉林省政府民政廳廳長、吉林省人民法院院長、省人民政府委員(yuán)、省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員(yuán)會委員(yuán)等職。1955年到1966年，關俊彥離(lí)開法院，擔任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長、政協吉林省第三屆委員(yuán)會副主席等職，并兼任東北行政委員(yuán)會委員(yuán)、東北人民政府委員(yuán)。

1950年11月，經高崇民介紹關俊彥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并先後當選爲中國民主同盟東北總支部委員(yuán)、民盟吉長支部主任委員(yuán)、民盟吉林省委員(yuán)會副主任委員(yuán)。多年來，關俊彥一方面擔任地方政府的重要領導工作，另一方面積極從事統一戰線(xiàn)工作。他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xiàn)、方針和政策，爲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嘔心瀝血，在團結和推動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六、清風亮節的錫伯長者

年逾古稀的關俊彥，一生艱苦奮鬥，清風亮節，不忘發揚黨的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在他擔任省民盟領導職務後，得知(zhī)機關辦公用房緊張，他就把自己的住房讓出一部分，還把省政府配給他的專用轎車交民盟機關作公用車。他說，民盟成員(yuán)多數是(shì)高級知(zhī)識分子，他們是(shì)國家的寶貴财富，他們的時間非常寶貴，車子應該給他們用。

1957年，有些同志被錯劃爲右派，關俊彥對這些同志仍然關心，經常詢問他們的狀況，告訴他們要相(xiàng)信黨，不要失掉信心，使這些被錯劃的同志獲得了前進的力量。1960年，有一次關俊彥得了重病，組織決定讓他入院治療。醫生檢查時，發現(xiàn)關俊彥穿的内衣已經破舊(jiù)的不成樣子，補丁落補丁。一位醫生開始懷疑地問：“他是(shì)誰呀？”旁邊警衛人員(yuán)說：“這是(shì)關副省長。”在場人員(yuán)感慨萬千，十分欽佩。

1965年，關俊彥的住房由于工作需要，組織上決定爲他粉刷整理。關俊彥聽(tīng)說鋪地闆、刷牆，得花300元，心疼的不得了，說家屬住的地方不要再破費(fèi)了，堅持隻刷他的辦公室，客廳及家屬住的地方都沒有修理。一天，省委第一書(shū)記吳德和副省長于克來他家，發現(xiàn)了這一情況後，對他說：“你是(shì)錫伯族，客人多，外賓多，還是(shì)搞一搞好”。這樣才鋪上了地闆，全部粉刷了一遍。

關俊彥在負責民委、統戰工作期間，親自選擇錫伯族、滿族聚居的扶餘、前旗調查，深入到支安湖生産隊，晚上就睡在農家的土炕上，一連住了好幾天，使當地老百姓和幹部深受教育。他不顧年老體弱，主動聽(tīng)取省工交部門關于全省公路建設情況的彙報，并親自深入到基層，察看長春到農安、農安到前旗的公路，在很短時間内開通了長春到農安、農安到前旗的公路線(xiàn)，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方便了各族群衆。

七、倡導研究錫伯文化

關俊彥在任副省長兼吉林省文史館首任館長時，十分注重挖掘整理錫伯族曆史文化。

早在中華民國時期的1922年，37歲的關俊彥在圖門江水利公司任經理時，就續修了錫伯族關姓家譜《開原關氏世譜》。其子關鶴童在1990年續修家譜時介紹說：“開原大灣屯關氏世譜是(shì)民國十一年（1922年）四月，由先父搜集整理成表，并到開原城守尉衙門中保存的曆史資料查詢過，石印了若幹張，散發給族内各家，使族人對先祖布爾壇以下十代一目了然。”關于開原大灣屯錫伯族瓜爾佳氏的遷徙經過，關鶴童又(yòu)說：“據先父關俊彥手迹記載，開原和鐵嶺等地的關氏家族，‘于明初到伯都讷（今吉林省扶餘縣）’。在第一次大遷徙中又(yòu)由伯都讷遷往開原縣大灣屯、老虎頭及鐵嶺西三台子等地。”關俊彥的這些研究成果，對錫伯曆史文化研究意義重大。

關俊彥任吉林省政協副主席期間，始終關注錫伯族的曆史文化研究。“1957年住吉林扶餘縣達戶屯，八十二歲錫伯老人楊福全口述先輩傳下來的話(huà)：錫伯族是(shì)從呼倫貝爾來到伯都讷的。傳說唐王李世民讨伐高句麗時，到呼倫貝爾搬兵，去(qù)了五次才同意，出兵萬人，有五王，即楊姓依親王統率楊姓，關姓雙親王統率關姓，蘇姓國親王統率蘇姓，付姓多勖王統率付姓，還有一位佟姓和白老将軍，率領錫伯兵打敗高句麗，後即留居此地。”關俊彥将這些調查收獲記錄下來，緻信給新疆錫伯史學家、最後的錫伯營總管薩拉春，就是(shì)有名的《關俊彥緻薩拉春信》。

北京何葉爾·李力在其《錫伯族轶事史話(huà)》一書(shū)中介紹說：“新中國成立後，錫伯族一些老前輩十分熱愛自己的民族，如關俊彥老先生，在百忙中寫信熱情指導沈陽市錫伯族青年韓啓昆，了解錫伯族族史要從那些史料入手，我也是(shì)受到這封信的啓發，開始了對錫伯族史的探讨，陸續收集有關書(shū)籍和論文。”李力在其《錫伯族家廟——太平寺發現(xiàn)全回放(fàng)》一文中進一步說：“解放(fàng)後，1952年我在東北局聽(tīng)報告，知(zhī)道了錫伯族是(shì)一個獨立的民族，不是(shì)滿族的一支。以後又(yòu)從韓啓昆處看到了關俊彥老前輩關于錫伯族源的考證，這激起了我的研究民族曆史文化的熱情，也使我很想見(jiàn)到西遷的錫伯父老兄弟(dì)。”李力在文中不無感激地表明，他走上錫伯研究之路，正是(shì)受了關俊彥的影響，後來李力和韓啓昆都成了著名的錫伯學者。

八、一生八次接待新疆錫伯同胞

關俊彥在東北錫伯族故鄉爲官，對錫伯族有着深厚的民族情誼，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因而錫伯族人都以谒見(jiàn)關俊彥爲榮。他從1956年至1964年八年間，先後八次接見(jiàn)新疆錫伯族代表團。第一次是(shì)1956年8月，新疆各族各界參觀團到長春參觀時，受到關俊彥熱情接待。當他得知(zhī)代表團裏有5位錫伯同胞時，在歡迎宴會上緻詞時說：我也是(shì)錫伯族。大家聽(tīng)到後特别高興并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成員(yuán)中有著名詩人、民間文藝家管興才和蘇德善、富裏善、阿勒克、納勤泰等錫伯族同胞。宴會後關俊彥又(yòu)單獨接見(jiàn)了錫伯族代表并親切交談，管興才看了關省長用滿文寫的家譜後說：是(shì)蘇完部瓜爾佳氏。

西北新疆錫伯族同胞來東北，谒見(jiàn)這位錫伯長者，這也成了東北、西北兩地錫伯文化交流之美談。關俊彥第二次接見(jiàn)錫伯同胞是(shì)1956年12月，“西安鹹陽技校”的錫伯族同學36人，到長春第一汽車廠參觀，受到關俊彥的接見(jiàn)。第三次是(shì)1957年3月，在長春解放(fàng)軍第二政治學校學習的吳豪敏和在長春軍醫大學工作的趙福慶、郭惠昌、顧永昌等，受到關俊彥的接見(jiàn)，吳豪敏後來任伊犁軍分區顧問。第四次是(shì)1957年9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各族各界參觀團赴東北參觀，關俊彥在長春接見(jiàn)了克西春和多林。第五次是(shì)1959年，關俊彥接見(jiàn)了趙福慶和夫人傅惠蘭，并合影留念。

關俊彥在與新疆同胞談到研究錫伯曆史時，告訴他們讀什麽書(shū)，查什麽資料，對民族文化貢獻很大。第六次是(shì)1959年5月至9月，吉慶、肖夫二同志，爲編寫《錫伯族簡史》赴東北對錫伯族進行社會曆史調查。他們到吉林省、吉林市調查時，受到關俊彥、關鶴童的熱情接待，并親自安排他們的調查。第七次是(shì)1963年，伊犁文工團赴東北演出，在長春演出後受到副省長關俊彥接見(jiàn)，并與演員(yuán)合影留念。第八次是(shì)1964年，察布查爾縣火(huǒ)箭公社下鄉知(zhī)青孟金蓮，出席共青團第九次代表大會，并随新疆代表團到東北參觀訪問，在長春受到關俊彥的接見(jiàn)。

九、吉林省政府爲之修墓立碑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關俊彥已經是(shì)8l歲高齡的老人，行動很不方便，在自己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仍然關心全省的建設和統戰工作。在自身蒙受不白之冤的情況下，仍鼓勵同志要對共産主義信念堅定不移。不幸的是(shì)在1971年1月9日，他帶着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滿腔憂慮，永遠地離(lí)開了他爲之戰鬥一生的人民，終年86歲。

關俊彥的一生，是(shì)光明磊落的一生，是(shì)艱苦奮鬥的一生，把畢生精力獻給了民族獨立、國家解放(fàng)、人民自由幸福的偉大事業，是(shì)錫伯族人民的光榮和驕傲。1978年8月22日，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革命委員(yuán)會在長春市爲關俊彥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fàng)儀式，省委書(shū)記、革委會副主任高揚同志主持儀式，省委副書(shū)記、省革委會副主任于克同志講話(huà)。1979年3月5日，中共吉林省委宣布：對“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逝世的關俊彥，平反昭雪，推倒證蔑不實之詞。7月，吉林省委組織部部長又(yòu)在關老骨灰盒上覆蓋了中國共産黨黨旗。

1985年，吉林省延邊州召開紀念關俊彥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大會，人們紛紛撰寫并發表悼念文章。他的老戰友(yǒu)文成章賦詩一首：“白發丹心任折磨，鐵軀傲立擋洪波。胸内長存正氣在，魑魅魍魉奈我何！”這正是(shì)關俊彥生平的真實寫照。同年，吉林省政府将其部分骨灰埋在長春烈士陵園，另一部分骨灰埋在家鄉大灣屯，爲其修墓立碑，被贊譽爲錫伯第一墓，與“錫伯聖碑”巴彥碑相(xiàng)鄰，迎來了各地錫伯同胞回鄉尋根、祭祖朝聖。開原等地正在規劃建造關俊彥塑像及廣場，使這位錫伯民族精神象征的現(xiàn)代人物雕像，與西北新疆的圖伯特塑像一道，激勵錫伯後人爲民族争光。

古代錫伯英雄有開原巴彥，現(xiàn)代錫伯英雄有開原關俊彥，并稱開原“錫伯雙彥”；西北新疆的錫伯英雄是(shì)圖伯特，東北開原的共産主義戰士是(shì)關俊彥，被同胞們贊譽爲錫伯民族精神的象征。

（劉興晔系開原市旅遊局局長；關靜系開原市旅遊局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