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与张闻天的特殊贡献
作者:杨升华编辑:彭涛发布时间:2016/6/24 16:46:18阅读(569)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到扎西(威信),中央政治局在境内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史学界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继遵义会议之后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完成了党和红军在危急关头的重大历史转折,凸现重要历史作用和地位。张闻天在其中作出了特殊贡献。

一、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是扎西会议成功的关键

1935年2月5日,中央领导机构从四川石厢子进入威信水田寨宿营,当晚在花房子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博古交权,选举张闻天在中共中央“负总的责任”随着在他的主持下又召开了几次会议,作出若干重大决定。主要内容如下:

1、博洛交接。完成了遵义会议来不及完成的中央领导权这个根本问题。

2、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称《决议》)。作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决议》是在遵义会议上“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常委审查后再发到支部讨论。张闻天在频繁的行军转战中不顾劳累写成,2月8日在扎西庄子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决议》历数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以博古、李德为首的“左”倾领导者,坚持“堡垒主义”的阵地战,搞“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等若干错误,否定了“单纯防御”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总结了过去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等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决战防御”的正确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的基础上增加了若干新内容。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完成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的重大任务。

3、改变遵义会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北或西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决策,重新决定回师东进、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

4、决定全国苏区和红军如何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为之指明了正确方向。

5、部队精简缩编,使之机动灵活,以提高战斗力。

6、第一次传达贯彻《决议》,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行动。

7、组织中共川南(后为川滇黔)特委和川南(后为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开展游击战争,成为南方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决定在革命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实践证明,继遵义会议之后的扎西会议,有重大历史功绩,张闻天的任职是关键。这是张闻天的特殊贡献,也是他革命一生中最辉煌之处。

二、充分发扬民主,用高度民主集中制行动取代了个人专断,为党和红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树立了光辉榜样。

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博古特别是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大搞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毫无自我批评,抹杀创造性,抛弃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经验,拒绝听取正确意见。

鉴于这种不要民主的极端行为,张闻天主持的扎西会议就充分发扬了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扎西会议作出的一系列决定,是民主集中制的典范。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体现。扎西会议体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有不妥之处,及时纠正。如1935年2月4日1时,项英致中央、军委电中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同时批评“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接着又收到中央分局至中央电,报告分局的行动方针,要求解决领导问题。意见是中肯的。因为自长征开始以来,“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实行大搬家式的盲目转移,沿途遭受强敌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自顾不暇,就难以或根本没有考虑全国白区、苏区和红军的情况。张闻天得悉后便在当晚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以书记处“万万火急”电回复《项英转中央分局电》,作了3点重要指示。强调“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还指示成立军委中区分会,确定成员。及时地给中区指明了斗争方向和解决了组织领导问题。2月13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央分局对如何开展游击战争作了8点指示。23日的《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又作了具体指示。吸取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的深刻教训,强调“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任何笨重的东西、行李都不应拿,以便利于迅速地运动。”干部不应集中在一起,苏区的干部除在游击队外,应有一部分派到敌占区秘密工作;白区干部回到白区,游击队多余的干部留给地方加强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建立秘密交通网。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使用老办法。这对全国红军和苏区也是正确指导。

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事领导是“非常不够”,其“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应方面”,而把战略战术方面的责任放在少数人首先是博古与李德身上。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挥关系全局,指挥错了可使后方一切工作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放弃战争指挥权“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这是十分严肃郑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之一的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而与周恩来相当。”他明显地承担了这个错误的责任,体现张闻天勇于自我批评、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

张闻天的民主作风,一扫李德、博古专断的恶劣之风,从上到下的民主空气活跃起来。民主基础上的正确集中,成为指导战争胜利的法宝,为民主集中制树立了光辉榜样。。毛泽东在“七大”期间一次讲话中说:“洛甫这个人很讲明主,延安整风以前他是中央总负责人,我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这是对张闻天的高度评价。

在实行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发现不妥之处也立即纠正。3月10日1时,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报给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因王稼祥常提出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也吸取过去的教训,张闻天便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打不打的问题,除毛泽东一人坚持反对外,都赞成打此仗。毛泽东据理力争,认为根据敌情“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甚至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这个决心,仍不能说服大家。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销了他前敌总指挥职务,改由彭德怀担任。毛泽东仍放心不下,“半夜里提马灯”去找周恩来,叫他“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再想一想。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又开会,毛泽东再阐述不能打的理由,最终说服了大家。通过此事,张闻天又看到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与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关于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提议,3月11日左右在苟坝附近,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交会议讨论通过,成立了毛、周、王为成员的新“三人团”。张闻天回忆说,成立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我当时很赞成······我也觉得经常开会,对军事指挥不利,我自己对军事又完全是外行。”

三、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天作之合,形成了代表正确路线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组织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保障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历史转折的关键。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合作有个互相认识了解的过程。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一文中回忆了他们认识了解的情况。进入中央苏区前,他们没有过接触,进入中央苏区后,因毛泽东受到“左”倾中央的排斥打击,被削去对红军的指挥权而做地方工作,因此“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与他无怨,并无“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分管政府工作期间,同毛泽东的关系“也平常”。长征出发前,“三人团”要把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分散到各军团去,因毛泽东不同意才未分散。张闻天已觉察到自己处于无权地位,“心里很不满意,”出发前有一天与毛泽东闲谈时把不满意流露出来,此后便与他接近。长征出发后,毛泽东邀张闻天、王稼祥与他在一起,向二人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指出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王稼祥也很赞成,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从内心深处佩服了毛泽东。

张闻天从“左”倾的阵营中杀出来,也有个思想转化过程。他与博古发生政治上的分歧是“首先关于三条件的了解。所谓“三条件”是指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这三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对这“三条件”,博古的意见“只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张闻天则坚持既要宣传,更要行动,既要对下层,更要对上层,这是“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不是开玩笑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受《宣言》影响,宣布抗日反蒋,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与苏区中央政府及红军代表先后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与《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停止了军事行动,恢复了双方的交通商贸关系,解除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这对苏区十分有利,蒋介石则派兵镇压,张闻天主张“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建议由内线转入外线,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利用敌回援之机打破“围剿”,援助福建政府;周恩来也致电博古、项英、李德,红军“侧击蒋介石的入闽部队”以支援福建人民政府。但他们拒绝采纳这些正确意见,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实行“关门主义”,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军事配合,部队西调打敌堡垒,使蒋介石很快将十九路军击败。使红军丧失了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在广昌战役上,张闻天与博古在会上发生公开分歧。张闻天“批评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博古则回击他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反驳这种污蔑性语言和乱扣帽子的坏作风,坚持己见。在经济政策、劳动政策、党内斗争等方面,张闻天也反“左”,与博古针锋相对。因此二人矛盾加深,受到排挤。六届五中全会后,博古把他排挤到中央政府工作,又派往闽赣做巡视工作,到长征出发前才从闽赣回来。他也看到毛泽东受排挤,认为这是博古等人的“一箭双雕的妙计”

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思想转化过程心中有数。据罗明回忆,在通道,张闻天找毛泽东商量,面对敌人的强大压力,红军如何才能摆脱困境?毛泽东批评福建事变教训之后,又分析敌我形势,主张“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政治局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作出通道转兵的正确决策,毛、张起了主要作用。特别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反报告”,是听取了毛泽东与王稼祥的意见和本人的思考,对“左”倾领导是有力的回击,毛泽东很满意。鉴于张闻天思想立场的转变和他的地位,毛泽东提议由他接替博古职务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得人心的。后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鉴于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二打遵义胜利后,张闻天推举毛泽东为“前敌总指挥”和进入新“三人团”,保障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使红军取得南渡乌江、西进云南、渡过金沙江等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彻底跳出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圈子。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会理会议,批评林彪所谓“走了弓背”而怀疑毛泽东的右倾情绪,巩固毛泽东的指挥地位。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作斗争而坚决支持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带有中共战略策略转折性质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并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瓦窑堡会议决议》;主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拥护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等正确主张,反对王明“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张闻天任党内最高职务四年多时间里,积极配合毛泽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取得一系列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认定了毛泽东,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杨尚昆评价说:“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民族是立了大功的。”

 

 

注  释

①②③⑥《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8页、26页、51页、52页。

④⑤⑧《扎西会议史料与研究》,1996年10 月内部版第240页、241页、92页。

⑦⑨程中原著:《张闻天传》(修订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第2版第136页、149页。

⑩⑪⑫⑭⑮⑯⑰《张闻天与遵义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66页、32页、29页、31页、56页、67页、40页。

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379—380页。


作者单位:中共昭通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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