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扎西会议与红军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作者:余红编辑:彭涛发布时间:2016/6/24 16:18:45阅读(1041)



内容提要扎西会议是党中央继遵义会议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重大部署,关乎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其中,扎西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作出开辟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重大决策;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从组织和军事上为根据地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因此,红军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建立是扎西会议的重大成果和历史贡献。


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向威信县扎西集结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县境内的水田寨、大河滩(石坎庄子上)、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党中央继遵义会议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重大部署,关乎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完成了遵义会议要解决而又未来得及解决的一些急办事项,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其中,扎西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作出开辟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重大决策;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从组织和军事上为根据地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因此,红军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建立是扎西会议的重大成果和历史贡献。

一、根据战争态势的发展变化,作出以川滇黔为发展方向、开创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重大决策

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战略行动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始终是红军长征途中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中央红军长征之初确定的行动方向是转移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因蒋介石调集重兵拦截,红军被迫改变战略方向,向贵州转移,准备以遵义为中心建立黔北根据地。据一些学者研究,中央红军长征先后7次选择落脚点,决定重新开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其中就包括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根据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决定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会议采纳了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创建苏区根据地。作出这个决定是基于四川条件比贵州条件要好,又有红四方面军接应。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然而此时,蒋介石已摸清了红军的战略意图,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沿线。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失利后,被迫一渡赤水,准备继续寻找战机,从川滇边一线金沙江渡江北上。就在此时,红军总部从情报中得知川军刘湘的36个团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严密封锁了长江,在川南各县的要隘赶筑了碉堡和工事,还纠集民团及地方武装,配备大量手榴弹,倾其全力阻拦红军北渡。2月3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叙永县石厢子召开会议。根据敌情变化,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建议,作出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的决定。鉴于敌情严重,2月3日晚10点,朱德两次致电各军团,命令“我野战军应改向摩泥、后山铺、两河口之线西南,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之分水岭、扎西、水潦、水田寨地域集结待命”,“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①]随即,红军各部挥师西进,向川滇边的云南威信扎西一带集结。

2月5日,红军总部及军委纵队从石厢子经水潦到达被称为“鸡鸣三省”地域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会议,决定以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实现了党的最高权利的顺利交接,从组织上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在战略行动上,中央着手研究放弃北渡长江后红军落脚点放在哪里的问题,开始考虑在川滇边创建根据地。2月6日,朱德命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并指出:“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②]

2月6日,军委总部及军委纵队第一梯队由水田寨进驻大河滩石坎子,中央政治局在这里继续召开会议,讨论了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明来电建议“在川黔滇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决定改为“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2月7日19时,中央及军委下达《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③]至此,中央正式作出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决定。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是党中央和中革命军委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迫于变化多端的形势,仅用了短短一天多时间在扎西会议上作出的,并且通报各军团负责人,作出明确指示。

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继续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即《传达大纲》)。《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并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推行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在实行战略转移与突围时所犯的逃跑主义和搬家式的错误,在领导方式上家长制作风的错误,阐述了我党我军的方针原则。按照中央新确定的在川滇黔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任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在任何时候都不放松我们。在敌人新的围攻面前,中央红军是在云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成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新的胜利的保证。并且充满信心地展望:“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到胜利的大革命”[④]。创建川滇黔新苏区这一重大决定,随着《遵义会议决议》的层层传达贯彻落实,正式下达到各部队指战员中,成为全体红军的行动目标。

按照扎西会议作出创建云贵川新苏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立即在红军中扩大宣传,发布动员令,阐明改变原定计划的原因,以及创建云贵川新苏区的重大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为创建新苏区共同奋斗。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其中指出:“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中,我们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中央强调,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最迫切的任务是“求得部队的休息与整理,百倍地加强我们的政治工作,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巩固我们建立新苏区的决心与信心”,“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号召全体同志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作战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⑤]

从中共中央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这一决策是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下,根据敌情发展变化,党中央和中革命军委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党中央在由四川叙永石厢子到云南威信扎西途中短短几天内作出的重大决定。这一重大战略行动的改变,从酝酿到形成,经过反复讨论,认真研究,最终在扎西会议上正式通过。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实事求是和及时、正确的,对创建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决定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军事支撑

1935年2月9日,军委总部及军委纵队进驻威信县城所在地扎西镇,总部设在江西会馆。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江西会馆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会议讨论和分析了敌情态势的发展,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返遵义,向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击;讨论了军团缩编问题,决定中央红军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战斗力;讨论研究在云贵川三省创立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决定划定区域,抽调干部和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这一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牵制敌军,创建根据地,策应和掩护主力红军回师东进;讨论了红二、六军团的战略问题和军事组织领导问题等等。这次会议是扎西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直接关乎红军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建立,是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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