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镇彝威地下党组织在彝良的活动
作者:中共彝良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彭涛发布时间:2016/6/11 16:10:00阅读(1313)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云南省工委(以下简称省工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以下简称国统区)的党组织,应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3年10月,派出中共党员方在光(镇雄人)回镇雄工作,开辟镇彝威地区新的工作区域。方在光回镇雄后,按照中共南方局“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工作方针,辗转在镇雄、彝良、威信等地,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广交朋友,进行社会调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为建立抗日游击武装作准备。1945年12月,方在光、陈季伯(陈浩阳)一道,在彝良牛街创办了《牛街旬刊》。1946年7月发展了彝良人李万容,母盛支加入党组织。同年11月,中共镇(雄)彝(良)威(信)第一个党小组在彝良县桐梓林秘密建立;次年5月,中共镇彝威第一个党支部在同一地点建立。从此,中共镇彝威党组织在镇、彝、威三县,发动和组织学生以及进步青年,以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不同方式,同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反动士绅进行斗争。使当地群众受到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团结各阶层进步人士,教育和培养了大批青年,壮大了革命力量。并逐步掌握和控制了部分地方武装,为武装起义,建立新的游击区域做了准备。

 

一、开辟革命新区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随即,国民党政府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将己经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干部转移,以合法的职业为掩护,用良好的社会服务取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方式,保存革命力量,开辟新的区域,迎接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

 

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侵云南,到1943年,日军占领了滇西大部分地区,沦陷区人民饱受日军蹂躏。建立抗日爱国武装力量,已成为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为适应抗战和分散隐蔽干部的需要,省工委制定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互不打通”的组织原则,将大批党员干部分散到各地,开辟新的工作区域,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为建立新的地方革命武装创造条件。

 

1943年10月,省工委派遣在昆师读书时加入组织的中共党员方在光回镇雄秘密开展活动。方在光回到老家罗坎,通过其哥哥的社会关系,被安置在罗坎小学教书。他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对镇(雄)彝(良)威(信)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等进行社会调查,并邀请毕业于牛街简师、后到昆明寻求职业时与他交往的李万容到罗坎教书。

 

李万容(1919年农历四月十四日——1974年8月),桐梓林(今柳溪乡水果村)人,祖辈时较为富裕,父辈时家道中落。他自幼酷爱读书,为求学曾多次奔波于昭通、昆明等地,因家庭经济不支,几度掇学。后经多方周旋,好不容易毕业于牛街简师。早在小学五年级时,就看过曾参加过淞沪抗战的共产党员杨伟贤带回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挂图,在幼小的心灵中激起“抗战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想。进入中学后,对武侠小说倍感兴趣,经常挤到说书场中倾听说书人讲述《说岳传》他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极为愤慨。

 

1936年,他决定参加红军,但红军早已到达陕北,使他的愿望无法实现。

 

高丕文到牛街中学任校长后,学校订阅了《新华日报》、《群众》《全民抗战》、《生活周刊》等进步书刊。李万容更是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中懂得许多革命道理。1939年春,开学的前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半年对马列主义虽是一知半解地读了一些书,却也开始懂得了社会、人类怎样发展起来,将怎样发展下去的规律。启蒙地奠定了我的唯物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决定了我走向真理的理想。半年来这一点点启蒙的认识和自认的进步,却要胜过以往一直读书的收益十倍、百倍而有余。”反映了他渴求真理、追求真理的迫切愿望和决心。

 

简师毕业后,李万容曾两次写信给重庆新华日报社,要求介绍他到延安参加革命,并积极筹措路费,准备前往,均因编辑部回信说明到延安路途遥远,敌人封锁很严,难以到达目的地,劝他寻求机会,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后来经方在光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组织,协助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7月,参加滇桂黔边游击纵队六支队。建国后,曾任彝良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科长,在昭通专署粮食局、大关县公安局、人民法院等单位工作。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以昭雪平反。

 

李万容应方在光邀请到罗坎任教后,与方住在一起,很快成为知心朋友,成为方在光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1944年春,方在光被罗坎镇长怀疑“闹共产党”,逼迫学校提前放假。方在光回昆明向省工委汇报工作,李万容回桐梓林老家。

 

1944年秋,省工委安排方在光仍回镇雄、彝良、威信一带开展工作。经人介绍,到牛街中学任教员。牛街中学,曾是他的母校,对时任牛街中学的校长高丕文早有了解。

 

高丕文,原籍会泽。早在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中共党员陈祖武组织的“青年努力会”(亦名“青年读书会”),阅读过大量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陈独秀支存》及《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对马列主义有所追求和信仰。1927年,中共会泽地下党小组和地下党支部相继建立,陈祖武任支部书记。1928年初,陈祖武回昆明,会泽党组织的工作由蒋开榜负责。1930年5月,经蒋开榜介绍加入“马克思主义信仰小组”(据高丕文回忆“实际上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小组组织”)。1932年,小组成员魏嘉柏在昆明被捕叛变,会泽党组织遭到破坏,蒋开榜被国民党逮捕杀害。正在昆明读书的高丕文从此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1935年5月红军长征经过会泽,时任会泽县教育局支书兼中学教师的高万文被推选为抗捐委员会委员,并带领红军军团首长慰问和安抚蒋开榜烈士的家属杨歧。红军离开会泽时,他欲参加红军,但红军政治部动员他继续留下做地方工作,他接受了这一安排。红军走后,他被列为第一清查对象,幸得退居在家的云南高等法院院长、开明人士屠筱卿等人联名报告“高(丕文)在逃”得以保护。1937年,由李德仁介绍到省立景东中学任教导主任。1938年任云南省建设厅科员时结识著名微雕艺术家陈守仁,并由陈介绍到牛街中学任教。

 

40年代初的牛街镇,系彝良县分署驻所,地处川滇黔三省五县交界、云南入川的重要关隘之一的重镇,商贾云集,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由于距省、地治所遥远,交通、通讯极为不便,国民党云南各级政府的政令鞭长莫及。牛街分署所辖8大乡镇及地方士绅与彝良县政府分庭抗礼,力图独立,摆脱县政府的控制。各乡镇地方势力及兵匪互相勾结,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广大民众饱受地方政权、豪绅、地霸、兵匪的横征暴敛,处于民不聊生的悲惨景况,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早已深恶痛绝。其自然条件和社会面貌为中共党组织在该地区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方在光到牛街中学后,与高丕文很快建立起朋友关系,工作上互相支持。他以认真的教学态度,使教学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很快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爱戴,为立住脚跟打下了社会基础。

 

1945年夏,省工委又派中共党员陈季伯到牛街中学,以教书为掩护,与方在光一道秘密开展党的工作。通过陈季伯、方在光的共同努力,打开了牛街的工作局面,为以后党组织再派人来工作和向外扩大活动范围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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