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现中国梦的奠基者和探索者
作者:尤 福 昆编辑:彭涛发布时间:2016/6/24 9:17:43阅读(578)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不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有的结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结合起来,用理论开启“中国梦”引擎;


内容提要: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不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有的结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结合起来,用理论开启“中国梦”引擎;他从来没有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过,用信念激发“中国梦”动力;他历来重视制度的作用,不断地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筑牢“中国梦”基石;他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功夫”,用实干绘制“中国梦”蓝图;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探索拓展“中国梦”征程,为党的群众工作、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等方面做了重要的储备。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他虽然没有使用过“中国梦”这个名词,但是他的一生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卓越贡献,不仅为现实“中国梦”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探索拓展了“中国梦”征程。

 

一、用理论开启“中国梦”引擎

为了实现“中国梦”,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不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有的结论,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造成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条件,创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根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提出了人民战争、游击战争,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思想,创立了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根据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给被领导者以物质利益的同时,给予政治教育,创立了政策和策略理论;根据思想工作和文艺工作的规律,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坚持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创立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根据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提出着重从思想上、组织上建党,规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创立了党的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阶级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道路。在这种理论的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内外反动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取得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用信念激发“中国梦”动力

毛泽东从小志向远大,有着做一番做大事的信念,1910年,其父亲毛顺生要他去做生意,他却立志继续求学,写下《赠父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毅然走出乡关、奔向外面世界。

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过,他曾这样描绘共产主义:“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2当秋收起义遭受严重的挫折,一支5000余人的起义军仅剩下1500人时,毛泽东却充满信心地对全体指战员说道:“打几个败仗没有什么大不了!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这里好有一比:国民党反动派就像一口大水缸,我们呢,就像是块小石头,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依靠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我们这块小石头就总有一天要打破那口大水缸!”3他断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事业必将胜利,以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4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样子是可怕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打败他”;“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5。在毛泽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光辉思想指引下,人民解放军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了22年的南京,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6告诉世人,新事物战胜旧事物是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只要我们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探索,终究能找到了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

 

三、用制度筑牢“中国梦”基石

毛泽东历来重视制度的作用,早在1927年9月开始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实行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的新制度,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有效解决了党对军队基层的领导问题;规定在连以上都要建立由士兵选举组成的士兵委员会,让士兵委员会党的领导下,参与部队的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维持军队秩序,并兼做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从而密切党与士兵群众的联系;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规范部队行为,随后又不断加以修改完善,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为了推进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毛泽东从1930年到1933年,先后作了兴国和长冈、才溪两乡苏维埃建设的调查,总结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并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许多至今让人深思、值得重视的问题:“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毛泽东批评说:“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毛泽东认为,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7

在毛泽东工农兵代表大会思想的指导下,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地方政府暂行组织条例》,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机关,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认真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1949年2月初,他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又指出,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这一主张在《共同纲领》和建国后制定的几部宪法中得到了始终如一的坚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是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合作化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实现手工业的集体经营规模经营;三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通过“和平赎买”的政策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来,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伟大创举。邓小平后来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8

 

四、用实干绘制“中国梦”蓝图

李大钊指出“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地去工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功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91949年,毛泽东宣布占全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梦”迈出了最坚实的一大步,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但是,毛泽东的“中国梦”还不限于此,他要“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功夫”,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第二年,1950年8月,美国竟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在此情况下,毛泽东立即作出应急决策,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的号召,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军威,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壮大了新中国的志气,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巩固新中国的新生政权,是中华民族精神与影响力的复兴。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十几倍,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许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鞍山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先后正式开工,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在长春建成投产,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厂在沈阳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在武汉开始修建,大批量电子管生产工厂在北京正式投产,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有了成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与此同时,科技、教育、农业、国防、文化等方面也到得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中华民族的复兴取得了初步成就。邓小平非常中肯地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0

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约本.海默在他的未正式出版的《是谁觉醒了中国》中评论:“是谁能够把一个如此贫穷的国家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是毛泽东。他领导了他的人民,在贫困、饥饿和外部的压力下,取得了远远超越华盛顿的伟大成就。”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中指出:“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华盛顿邮报》社论说:毛泽东“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教导了人类,其数量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领袖”。

 

五、用探索拓展“中国梦”征程

中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时,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紧紧围绕“走什么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行不懈地探索。他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是“走自己的路”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从国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典范。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1

强调“走自己的路”,绝不是排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12“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13在毛泽东看来,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全盘吸收这两种极端,都是完全错误的。“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14学习外国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搞中国化,而不是搞西洋化。“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15

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在其发表的著作及多次谈话中都表明,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商品生产只是一种工具,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16,“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这些重要论断为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做了重要的储备。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中国不要过早地讲建成社会主义,中国正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7这些关于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依据和基本出发点,是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源头。

毛泽东还谆谆告诫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8“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19因此,在“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只有在深入的贴近群众、了解群众、服务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才能按中华民族的大复兴的要求实现“中国梦”。

 “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深情描绘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毛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义革命和建设的生生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充分证实了在一百多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杰出而卓越的贡献,他的论言与论著为中国梦理论提供了素材,所进行的革命与建设为中国梦实践提供了前提,所建立的功绩与伟业为中国梦彰显提供了基础,他的群众路线观点对于“中国梦”的实现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这就是说,没有毛泽东对基础的奠定和对征程的拓展,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就成了无源之水。

 

作者单位:中共大关县委党校

 

参考文献:

①⑥《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刘孚威主编:《井冈山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江西人民出版,1999年版。

④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⑩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⑫⑬⑭⑮⑯《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⑱⑲《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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