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千秋——紀念高崇民同志誕辰130周年

中共遼甯省委黨史研究室宣教部

高崇民，遼甯開原人，優秀的共産黨員(yuán)，忠誠的共産主義戰士。九一八事變後，參與組織“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從事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接受中國共産黨提出的“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主張後，積極推動張學良與楊虎城将軍合作，直接參與了“西安事變”的策劃與發動。解放(fàng)戰争時期，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後曾任第四屆政協全國委員(yuán)副主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yuán)會委員(yuán)、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yuán)會副主席等職，爲黨的統戰工作作出卓越貢獻。今年是(shì)高崇民同志誕辰130周年，謹以此文紀念他光輝而傳奇的一生。

1964年11月14日高崇民73周歲攝于北京（一）知(zhī)遇張學良将軍

1891年11月14日，高崇民出生在遼甯省開原縣柴河溝靠山屯村(cūn)。父親高東園是(shì)當時遼北地區的知(zhī)名學者和教育家，也是(shì)高崇民的啓蒙老師。父親不僅教崇民讀書(shū)，更教他做人。嶽飛“精忠報國”“還我河山”的淩雲壯志；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邁詩句；林則徐力排衆議(yì)查禁鴉片和鄧世昌抵禦外寇爲國捐軀的事迹在崇民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反帝愛國的種子。高崇民曾在自傳中寫道：“先父常以儒家躬行實踐相(xiàng)訓勉，對于世俗之謂功名富貴極爲漠視，以爲餘後來痛惡貪官污吏之張本。”在随父讀書(shū)10年後，18歲的高崇民考入奉天省立甲種學校（農林學堂）。離(lí)家前，父親叮囑他：“用财要量入爲出；日常要切忌煙賭；求知(zhī)要按步就班；做事要注重實業。”在農林學堂，高崇民接觸到很多進步思想，并于1911年秘密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遼東支部，參與推翻滿清政府的活動。

1914年，23歲的高崇民從農林學堂畢業，爲了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他東渡日本，在東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學習，1919年，畢業回國。當時的中國内憂外患，烏雲蔽日，高崇民對國家的前途憂心忡忡。他決心投身報業，喚起千百萬民衆，拯救支離(lí)破碎的國家。1923年3月，爲号召國民進行反對日方續租旅順、大連，高崇民以個人名義寫了《告全國父老書(shū)》，印成傳單，散發各機關學校，在奉天引起強烈反響，并得到杜重遠等留日學生的聲援。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确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高崇民深感孫中山謀略過人，治國有方，于是(shì)決心追随孫中山，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1928年，奉天省政府爲了提高警察的待遇，決定由商民負擔警捐，引起了商民的強烈不滿。高崇民和杜重遠一起發動沈陽市十幾萬商民罷市，遊行示威，到省政府請願。高崇民說：“我是(shì)爲商民請命的，就是(shì)少帥決定的，隻要不對，我們也要遊行反抗！”張學良聽(tīng)到這話(huà)，覺得高崇民這個人有骨氣，敢說話(huà)，就會見(jiàn)了他。高崇民懷着忐忑的心情來見(jiàn)張學良。沒想到，張學良和顔悅色地說：“你們有什麽意見(jiàn)，我想親自聽(tīng)一聽(tīng)。”高崇民見(jiàn)張學良如此寬以待人，不擺架子，緊張的心情放(fàng)松下來，開始侃侃而談。他說“東北地處兩強相(xiàng)侵之下，不平等條約接二連三。特别是(shì)日本帝國主義，已武裝到牙齒，他們的滿蒙政策，就是(shì)要吞并東北。面臨亡國在即的局面，内憂外患，我們必須發奮圖強。”張學良認爲高崇民有真知(zhī)灼見(jiàn)，所言極是(shì)，很受感動。不久，高崇民被聘爲東北保安司令張學良的秘書(shū)。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高崇民親眼目睹了家鄉的淪落，心中的痛苦難以言表。他秘密前往北平，找到張學良。時任海陸空軍副總司令的張學良接見(jiàn)了高崇民。張學良熱情地握着高崇民的手，問高崇民：“剛離(lí)開沈陽嗎(ma)？那裏情況怎樣？”高崇民說：“前天離(lí)開沈陽，那裏情況很糟。”“皇姑屯先烈之血未幹，東三省之淪亡終至。可是(shì)東北軍爲什麽一槍不發，把一片大好河山拱手讓人呢？”張學良眼睛裏閃動着淚花，長歎道：“東北淪陷我有責任，東北人民處在水深火(huǒ)熱之中，我憂心忡忡，我的家鄉父老，我的祖宗墳墓，我豈有不愛之理！”高崇民對張學良說：“東北的大好河山行将斷送，我這次離(lí)開東北，一不是(shì)入關逃難，二不是(shì)入關謀事，而是(shì)要驅逐日寇，以收複失地爲己任。我想辭去(qù)您的秘書(shū)職務，不做官，也不經商，專門從事救亡工作。現(xiàn)在的關鍵是(shì)要宣傳民衆，欲抗倭寇，非發動民衆不可，您看如何？”張學良點點頭說：“這倒也是(shì)一個辦法。”高崇民又(yòu)說：“我在經濟上沒有來源，還需要得到您的支持幫助才行！”張學良欣然允諾：“好！我給你每月300現(xiàn)大洋。”以後張學良按月給高崇民生活費(fèi)，一直到西安事變。

（二）參與策動“西安事變”

1931年9月27日，高崇民與流亡北平的東北愛國人士閻寶航、盧廣績、杜重遠等人在北平組織成立了“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組織和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抵抗日本侵略，共謀收複失地，保護主權。11月，“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組織請願團到南京，要求政府對日宣戰。在面見(jiàn)蔣介石時，高崇民義正詞嚴，憤怒斥責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以及國民黨上層人士所宣揚的犧牲東北，以求偏安的錯誤主張，使蔣介石面紅耳赤，無言以對。這次請願使廣大民衆進一步看清了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的不抵抗行徑。1933年，“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被迫解散，雖然它僅存兩年時間，但(dàn)卻是(shì)中國人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xiàn)的一種嘗試，爲日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xiàn)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1935年7月，屢遭挫折的高崇民懷着複雜(zá)的心情來到上海。在這裏，他與故交杜重遠相(xiàng)遇，兩位摯友(yǒu)抱頭痛哭，他們爲東北3000萬民衆受苦受難痛心、爲中國的前途命運而悲傷。杜重遠将共産黨人孫達生介紹給高崇民，在與孫達生接觸後，高崇民開始研讀馬列著作，認識到隻有中國共産黨才是(shì)真心領導抗日救中國的政黨，他毅然決然地撕毀國民黨黨證，決心跟着共産黨走。

同年9月，東北軍在西北連續發動勞山戰役、榆林戰役和直羅鎮戰役，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損失尤爲慘重。蔣介石和何應欽不但(dàn)不給予相(xiàng)應的補充，還撤銷了被殲三個師的番号。10月，高崇民、杜重遠等人在上海讨論東北軍前途的問題，一緻認爲東北軍應該聯共、聯西北軍，否則别無出路。爲了說服張學良，他們起草了《給張學良的建議(yì)書(shū)》，決定讓高崇民送抵西安。

此時的西安，籠罩在一片不安的氣氛中。共産黨領導的紅軍爲着抗日的目标，始終不渝的奮鬥，東北軍和西北軍徘徊于“剿共”與抗日之間，還沒有找到一條正确的道路，而且兩軍之間還存在着許多矛盾和猜疑。高崇民到達西安後，把意見(jiàn)書(shū)交給張學良，說：“蔣介石調東北軍剿共是(shì)一個陰謀，意在使兩敗俱傷，傷哪一邊都是(shì)蔣介石的勝利。共産黨是(shì)根據馬列主義理論要建立一個像蘇聯那樣的新興國家，是(shì)從窮苦老百姓利益出發的。所以，紅軍到什麽地方都得到人民擁護。按道理是(shì)不應該‘剿’的，按力量也是(shì)‘剿’不了的，因爲國軍不能把老百姓都消滅幹淨。……應當與共産黨聯合，也應當同各地方實力派聯合共同抗日。隻有國内大聯合，才能驅逐日寇，收複東北失地。”張學良說：“西北軍和東北軍之間存在着誤會。消除誤會方能成大事。現(xiàn)在急需有人進行疏通，你來做這個工作很合适。”

高崇民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前往楊虎城将軍處，分析了蔣介石的“剿共”政策就是(shì)調非嫡系部隊打頭陣，使他們的實力消耗掉，直至毀滅，這就是(shì)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前途。兩軍的誤會多半是(shì)由于東北軍的個别軍官不識大體，驕橫滋事所緻。再加上戴笠的挑撥：“張學良有大西北主義。”楊虎城将軍覺得高崇民态度十分坦誠，欣然地表示同意高崇民的見(jiàn)解，願意在張學良的領導下，從事抗日救國工作。其實，楊虎城将軍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與中國共産黨也具有深厚的曆史淵源，加上他個人又(yòu)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和豐富的政治鬥争經驗，在了解到《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及有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xiàn)的有關政策後，就表示同意中共的政治主張，并于1936年初與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達成抗日共識。

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紅軍領導人以公開信的形式發表了《緻東北軍全體将士書(shū)》，不僅肯定了東北軍在以往抗戰中所取得的輝煌業績，而且還呼籲東北軍與紅軍結合起來，一同抗日，并釋放(fàng)了東北軍進攻陝北時被俘虜的4000餘人，與東北軍建立了友(yǒu)好合作聯系。4月，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延安舉行秘密會談，張學良不僅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政治主張，還提出了争取蔣介石抗日的寶貴意見(jiàn)。在中國共産黨和高崇民等民主人士的努力下，東北軍和西北軍的隔閡逐漸消除。張、楊二人進行了秘密會談，确定了不打内戰，共同抗日，與共産黨紅軍三方面合作的方針。

張學良自從在西北地區實行聯共抗日之後，曾多次勸谏蔣介石停止内戰、聯共抗日，但(dàn)都遭到拒絕。10月，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yòu)到洛陽做“剿共”的軍事部署。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返回西安，迫令張學良、楊虎城立即将其軍隊全部開赴陝北“剿共”前線(xiàn)。張學良、楊虎城反複勸說蔣介石應以國家和民族的大義爲重，但(dàn)均遭到蔣介石斥責。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後，全國爲之震驚，各派勢力反應不一。如何正确解決“西安事變”是(shì)中國共産黨、東北軍和西北軍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以周恩來爲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蔣介石接受“停止内戰、聯共抗日”等六項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成爲時局轉換的樞紐，對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xiàn)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從此，十年内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内和平初步實現(xiàn)。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爲不可抗拒的大勢。

在讨論如何釋放(fàng)蔣介石的問題上，張學良力主自己親自送蔣介石到南京，高崇民力圖勸說張學良放(fàng)棄這一做法，并主持會議(yì)，讨論放(fàng)蔣問題，讨論中間，高崇民得知(zhī)張學良已經和蔣介石一起飛往了南京。多少年來，高崇民一直爲自己沒有勸住張學良而感到後悔不已。

對高崇民來說，“西安事變”影響了他的一生。周恩來總理曾指示，由高崇民等7人組成西安事變史料組，負責征集編審工作，古稀之年的高崇民不顧年老體弱，本着實事求是(shì)的精神，不僅親自動手撰寫了3萬餘字的《西安事變雜(zá)談》，還花費(fèi)了大量的精力走訪知(zhī)情人，審閱稿件，收到了200多萬字的素材，爲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曆史資料。

（三）他是(shì)“東北人的榜樣”

“西安事變”後，在周恩來的倡導下，高崇民在北平組織成立了“東北救亡總會”（簡稱“東總”）。他始終爲擁護國共合作、營救張學良和支援東北抗日聯軍而奔忙。通過和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等人的接觸，高崇民看到共産黨處處以國家民族利益爲重，顧大局，識大體，在敵後戰場上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更進一步認識到，共産黨才是(shì)真心實意帶領中國人民抗戰的領導力量。1938年初，高崇民将兒子高存信送到了延安。同年8月，高崇民随“東總”參觀團踏上延安這塊神聖的土地。毛澤東主席親自接見(jiàn)了他，當高崇民看到毛主席穿着的粗布衣上面還打着補丁，更加感慨，共産黨的領導人，在這種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領導抗戰，這是(shì)何等的了不起，隻有這樣與人民同甘共苦的領導才能與人民心連心，才能真正挽救民族的危亡，一種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毛主席詢問了西安的情況，對高崇民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xiàn)給予很高評價。

在延安，高崇民向周恩來和陳雲提出入黨的申請。周恩來和陳雲都表達出黨對高崇民非常信任，但(dàn)是(shì)考慮到國統區的統戰工作不入黨比入黨更方便，高崇民十分理解黨的意圖，也非常尊重兩位領導人的苦心，鄭重表示服從黨的安排。從那以後，高崇民處處以共産黨員(yuán)的标準要求自己，爲黨的事業兢兢業業，腳踏實地的工作，在黨外發揮着一個共産黨員(yuán)的特殊作用。

“正義”兩個字始終流淌在高崇民的血液裏。1941年，爲營救好友(yǒu)杜重遠，他被騙至重慶，遭軟禁長達五年。在虎狼窩裏，他一身是(shì)膽，正義凜然，堅持抗日複土的工作。在周總理的指示下，高崇民不斷約請身在重慶的東北各界名人，團結了一大批東北抗日志士。在“東北救亡總會”被國民黨取消後，他在自己門前挂起了《反攻》半月刊的牌子，按照黨的路線(xiàn)、方針和政策，團結一切抗日進步力量，反對分裂，反對投降，反對倒退，堅持宣傳抗戰到底。特别是(shì)在抗戰勝利在望之際，他爲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獨裁，實現(xiàn)民主，做了大量工作。周恩來總理贊揚他是(shì)“東北人的榜樣”。

1945年8月，抗日戰争取得最後勝利，11月，中共中央任命高崇民爲安東省政府主席。1946年10月，在張學思的介紹下，高崇民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産黨，終于實現(xiàn)了多年的夙願。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yì)在北京開幕，會上，高崇民當選爲中央人民政府委員(yuán)，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高崇民見(jiàn)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新中國成立初期，高崇民一直在東北工作，擔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職務。1954年8月，東北行政委員(yuán)會撤銷，高崇民調到北京工作，曾擔任第四屆政協全國委員(yuán)副主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yuán)會委員(yuán)、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yuán)會副主席等職，爲黨的統戰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但(dàn)由于工作需要，高崇民的黨員(yuán)身份一直不公開，仍以黨外人士的身份，以“老國民黨員(yuán)”的資格作報告，寫文章。

1947年在哈爾濱東北行政委員(yuán)會部分委員(yuán)合影，右起鄒大鵬、高崇民、馮仲雲、李立三、呂正操、張學思、鍾子雲等

1968年10月6日，高崇民把子女叫到一起，凝重地說：“你們要記住三條，我一生最敬仰毛主席和周總理，對他們的敬仰我絕不動搖，希望你們也和我一樣；第二，我不是(shì)叛徒也不是(shì)特務，你們可以放(fàng)心；第三，我這個人什麽時候死，在哪裏死，怎麽死都行，但(dàn)絕不自殺。”兩天後，高崇民和夫人王桂珊及子女一起合影留念，這也是(shì)他生前的最後一張照片。1971年7月29日，高崇民含冤辭别人世。生前，高崇民曾說：“我死了以後能夠找面黨旗給我蒙上，我就知(zhī)足了”，很遺憾，他的心願沒能實現(xiàn)。1979年4月20日，高崇民平反昭雪大會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王震、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會。劉瀾濤代表黨中央公布了高崇民的黨員(yuán)身份，宋任窮代表黨中央給予高崇民的評價是(shì)“立場堅定、愛憎分明、襟懷坦白、剛直不阿、光明磊落、無私無畏。”這位爲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奮鬥了半個多世紀的老人終于得到了應有的評價。

高崇民對黨忠誠、追求真理、維護正義、胸懷大局、立場堅定、敢于鬥争的精神，是(shì)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财富，這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必将激勵廣大黨員(yuán)、幹部和群衆在實現(xiàn)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新的趕考之路上奮勇前進。

高崇民生平事迹陳列館

本文原載于人民日報客戶端遼甯頻(pín)道2021-11-14

參考文獻：

1.《高崇民傳》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發行，1991年10月版；

2.《中國共産黨簡史》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發行，2021年2月版；

3.《中國共産黨曆史（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